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进行思考和反思的重要方式之一。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选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观看晋商文化心得体会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个商人群体，他们独特的商道和精神风貌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为了深入了解和感受晋商文化，我特意去参观了晋商文化展览，通过观看展示的文物和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会。下面我将从历史渊源、商业精神、家族文化、社会责任和不变的信念五个方面，分享我在观看晋商文化展览后的心得体会。
首先，了解晋商文化需要了解其历史渊源。晋商起源于晋朝时期，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成为一支庞大而有影响力的商人群体。观看展览的历史文物，如古代商标、商行文书等，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晋商历史的博大精深。无论是清代还是民国时期，晋商都以其资本积累、商业经验和商道精神，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了解晋商的历史渊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特殊的商人群体。
其次，晋商文化展览还向我展示了晋商的商业精神。晋商一直以来以商为本、守信用、亲商为要等商业准则而著称。观看展览发现，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晋商都注重以诚信为基础的商业交往，他们的商标上往往刻有“以信为重”的字样。同时，晋商还注重创新和开拓，他们经营范围广泛，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商业领域。晋商的商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追求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三，家族文化是晋商文化展览的一个重要内容。晋商以家族经营为特点，世代相传，这在整个中国商人群体中较为罕见。观看展览，我看到了很多晋商家族的谱系图和家族传统，展现了晋商一脉相承的文化特征。晋商注重家族的传承和延续，他们通过严格的家族规矩和道德规范保持家族的团结和凝聚力。这种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为晋商们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此外，观看晋商文化展览还让我了解到晋商的社会责任感。晋商一直以来注重回报社会，他们积极参与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观看展览，我看到了晋商家族的捐赠纪录和慈善事迹，深深感受到晋商始终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精神。晋商的社会责任感是他们经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今天商人应该学习的精神。
最后，观看晋商文化展览让我认识到晋商始终坚守的信念。晋商信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理念，善于思考和学习。他们努力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始终保持谦虚和对知识的渴求。观看展览，我看到了晋商们的读书记录和倡导教育的言行，深深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珍视和追求。这种对知识和学问的执著，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成为更有思想和见识的现代商人。
通过观看晋商文化展览，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会。晋商历史悠久，商业精神独特，家族文化传承，社会责任感强烈，坚守不变的信念，这些都让我对晋商群体充满了敬意和钦佩。同时，晋商文化中蕴含的商业智慧和人文精神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和思考。我相信，通过对晋商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商业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观看晋商文化心得体会
观看晋商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商业势力，不仅在经济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传承和弘扬了丰富的商业文化。通过观看有关晋商文化的展览，我深刻认识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传承意义，进一步了解了晋商们的商业智慧和诚信精神。
段二：晋商文化的背景和特点。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晋商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时期，尤以清代达到鼎盛。晋商的特点之一是勤劳智慧，他们勤劳敬业，懂得如何经营和扩大财富。晋商也非常重视家族文化和家族地位，凡是商业上的决策都会以家族的荣誉和长远利益为核心。晋商还十分注重社会公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回报社会。晋商的这些特点及其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形成了独特的晋商文化。
观看晋商文化展览给我带来了深思。晋商的成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他们的勤劳、智慧和勇气的结晶。他们始终保持谦逊、诚实的商业道德，以此树立口碑和信誉。在商业活动中，他们不仅关注眼前利益，而且着眼于长远目标，注重与商业伙伴的深度合作和互惠互利。这些晋商的经验和做法对我有很大启示，我意识到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不仅要注重眼前的利益，更要注重自己的品格和信誉。
段四：晋商文化的现代价值。
观看晋商文化还使我深刻认识到晋商的商业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商业的意义。晋商文化现代社会具有强烈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在商业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晋商的合作、互利和诚信精神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力。回顾晋商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学习他们的创新和冒险精神，做到永不满足，不断追求进步和改变。晋商文化的现代价值使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在商业活动中注重诚信和合作，才是取得长远成功的关键。
观看晋商文化的展览让我提高了对晋商文化的认知，也加深了对晋商们的尊重和崇敬。晋商的商业智慧和传承精神，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反思。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秉持着诚信和合作精神，努力做到勤劳、智慧和坚持不懈。相信通过学习晋商的智慧和精神，我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总结：观看晋商文化展览，让我深刻认识到晋商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现代意义。晋商的商业智慧、勤劳智慧和诚信精神，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反思。通过学习晋商的智慧和精神，我将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努力做到勤劳、智慧、诚信和合作，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山西地区商人的传统与文化底蕴。在这个古老而充满智慧的文化背景下，晋商们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将他们的商业理念和经验传承至今。近日，我有幸参观了山西省博物馆，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我看来，晋商文化是一门智慧的商道，其背后包含了人文关怀、勤俭节约和家族观念等多个方面。下面就是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晋商文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山西的历史上，晋商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富有善心的代表。他们在商业的同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对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积极投身，并通过各种捐赠和慈善行为来回报社会。这种关怀和责任感源于晋商们的家族观念和传统美德，他们把企业经营看作是家族利益和家族声誉的延续，自然而然地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晋商们在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关注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这是一个商人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其次，晋商文化注重勤俭和节约。勤俭节约是晋商长盛不衰的秘密之一。在晋商的观念中，金钱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他们注重在生意上合理利用资金，减少浪费，并始终保持节俭的生活习惯。在商业活动中，晋商们永远保持谨慎和节制的态度，善于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努力来积累财富。这种精神不仅使晋商们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教育。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和行为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接下来，晋商文化中的家族观念是晋商们经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晋商的观念中，家族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和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家族成员间的团结和支持是家族生意能够长盛不衰的关键。晋商们十分注重对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世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不断壮大了家族势力，并取得了长期的商业成功。家族观念不仅使晋商们形成了强大的“家族联盟”，也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种家族观念和家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虽有所减弱，但对我们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最后，晋商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乐善好施。从古至今，晋商们一直秉持着“私有财产，公有财力”这一理念。他们乐善好施，善于奉献和回馈社会。在商业发展的同时，晋商们积极参与各种慈善事业，捐资助学、修桥铺路、赈灾济困等等，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扶持。这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和行为，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赏，也进一步促进了晋商们的商业发展。
综上所述，晋商文化体现了人文关怀、勤俭节约、家族观念和乐善好施等多个方面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些价值观和行为不仅是晋商们经商成功的秘诀，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商界人士具有启示意义。学习和传承晋商文化中蕴含的智慧和精神，我们将更好地适应当今商业环境，实现商业成功，同时也能发挥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作用。因此，晋商文化是一门智慧的商道，也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探索的宝贵财富。
乔家大院晋商文化心得体会及感悟
出东大院的西堡门，走过一条马蹄形的沟涧小道，就是西大院。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十分规则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面向与背靠同东大院完全相同。俯视西大院，其平面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东西宽105米，南北长180米。只有一个堡门，开在南堡墙稍偏东的位置，正对着城堡的主街。雄伟的堡门为两进两层，一方刻有"恒祯堡"的青石牌匾镶嵌在堡门正中央，因堡门为红色，所以人们都叫西大院为"红门堡"。堡墙外高八米，内高四米，厚二米多，用青砖砌筑。堡墙上有垛口。堡门外正对堡门的地方，有一座砖雕照壁。堡门左右及堡墙东北、西北角各有一条踏道可上堡墙。堡内南北向有一条用大块河卵石铺成的主街，人称"龙鳞街"，街长133米，宽3.6米。主街将西大院划为东、西两大区，东西方向有三条横巷。横巷把西大院分为南北四排。从下往上数，各排院落依次叫底甲、二甲、三甲、顶甲。一条纵街和三条横巷相交，正好组成一个很大的"王"字。堡墙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更楼一座。堡内东南角、西北角各有水井一口。堡内共有院落27座，除顶甲为6座外，其余三甲均为七座。各院的布局大同小异，多数为一正两厢二进院，正面以窑洞加穿廊为主，顶层有建窑洞或建阁房的。大部分院落以南北中心线为对称轴，东西基本对称。也有一部分院落为偏正套院，院门偏在东南方向，院门内是一条较长的通道，通道西侧南端是通往前院的门，北端是通往后院的门。
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村北端黄土丘上。北距太原150公里，距灵石县城12公里。院落座北面南，居高临下，面对静升村，视野开阔。
王家大院建筑规模宏大，有东大院、西大院、孝义祠三部分，总面积达34450平方米，相当于祁县乔家大院的4倍，为灵石王家官商皆有的院落，王家大院不仅是一组民居建筑群，而且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艺术博物馆。
王家大院布局的构思独特，结构合理，“三雕”艺术精湛。院内，随处可见木雕、砖雕、石雕作品，从屋檐、斗拱、照壁、兽吻到础石、神龛、石鼓、门窗，构思奇妙，造型逼真，精工雕造，独具匠心。这里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有南方建筑的秀美。与此同时，绘画、书法、诗文熔于一炉，人物花卉、禽兽汇于一体，姿态秀美，是晋中民居中的一处奇葩。
王家大院史话。
静升镇静升村，为晋中地区最大的村庄，村内自古除“九汉八堡十八道巷”外，尚有五里长街一条，现实际人口达万。灵石历史上四大家庭之一的静升王氏家族为太原王氏后裔，其先祖这一支早年从太原移居灵石县汾河峡谷间的沟营村(今富家滩镇属沟峪滩村)，元仁宗皇庆年间(1320xx年-1320xx年)，宗祖王实又从沟营村迁至静升村，至今历680多年，传27世。静升王氏从耕作与兼营豆腐业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家业渐大，家资渐厚，声名渐高，在此前提下，其后大兴土木，营造宅第，自是常事。王家最早筑屋舍于村西张家槐树附近，之后，由西向东，从低到高，逐渐扩展，修建了“三巷四堡五祠堂”等庞大的建筑群，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以上。据现可考文字表明，拥翠巷(通称王家巷)建于康熙三年(1664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重修。锁瑞巷建于康熙四年(1665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重修。拱秀巷内之义安院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嘉庆元年(1796年)重修。崇宁堡(通称西堡子)建于雍正三年(1720xx年)，拱极堡(通称下南堡)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恒贞堡(通称红门堡)建于乾隆四年(1762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间。视履堡(通称高家崖)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十六年(1820xx年)间。5座祠堂中仅存的孝义祠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主祠堂建于嘉庆九年(1820xx年)，耗银3200两的戏楼台至今幸存。
康乾嘉期间，王家人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条途径，仅五品至二品官就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跻身儒林名登仕籍者至少50余人，另有贡生、监生、生员125人。官职中有广西柳州知府、湖南宝庆知府、刑部陕西司郎中、山东司郎中、户部浙江司郎中、陕西按察使司副使道、贵州提刑按察司等。王家大院中的3座府第宅，司马第宅和1座旗杆院，便是修建时期主人已具有一定名位的标志康乾嘉期间，王家先后奉旨修建15座牌坊，其中除11座节孝坊外，其余为功德坊、恤典坊、忠义坊等。
王氏家庭从道光后逐渐衰落，族人中，有的不再以耕读为本，有的不持续以商发展，有的满足于一官半职，有的安乐于锦衣玉食，不少人既无承继先业之志，亦无固本守成之心，以有的竟成为盗贼、乞丐或不惜卖儿卖女之“莠民”。于是红门堡内便有一家先将祖院出卖。出卖后，异姓新主人不满于堡门楼上“合堡同宗”之匾，执意要取，王家不得已改一字为“合堡同德”暂存。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建筑豪华，包括院落26座，房屋218间、面积达11728平方米的高家崖堡，仅以964两纹银，又易主他姓。再后来，当年合族引以为荣、奉旨为王梦鹏修建的大型石雕孝义坊和面积为428平方米的孝义祠，也只以20xx吊铜钱卖出。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后，王氏家族中当时资财还比较雄厚的二十一世王饮让，匆匆地将其在静升本土和晋南、晋中、石家庄、保定及京津一带的商号全部变卖处理，尔后举家南迁。自此，作为一方望族的王家，历经600多年的奋发与辉煌，终于销声匿迹，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了。1950年土地改革后，王家大院已属于贫下中农所有。贫下中农居住期间，许多主体建筑，非但未遭破坏，且大部分还保持了原有风貌。
观看晋商文化心得体会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商人群体，他们以贸易为业，在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近日，我有幸观看了一部介绍晋商文化的纪录片，通过观看，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在观看晋商文化的纪录片中，我被晋商的商业智慧所折服。晋商善于抓住商机，勇于冒险创业，他们通过广泛的贸易网络和精确的市场洞察力，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开展了繁荣的商业活动。晋商的商业智慧让我深受启发，教给我不仅是在商场上如何取得成功，还包括在生活中如何审时度势，做出明智的决策。
同时，晋商的独特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晋商不仅以商业表现闻名，还以他们的慈善事业赢得了广泛赞誉。纪录片中介绍了许多晋商的慈善事迹，例如资助学校建设、捐赠医疗设备等。晋商的慈善精神展现了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令人敬佩。这启示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发扬慈善精神，回馈社会，帮助他人。
此外，晋商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文化，也是我观看纪录片的一大收获。晋商并非孤立的商人群体，而是积极与当地人民建立联系并融入当地社会文化。他们注重在当地投资，扶持当地产业发展，同时也融入了当地习俗和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晋商文化。这让我想到，不论身在何处，我们都应该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
通过观看晋商文化的纪录片，我对晋商的商业智慧、家族文化、慈善精神以及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做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这些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可以从晋商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智慧，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中注入更多晋商的精神。同时，晋商文化也可以告诉我们，商业并不是与道德和人性相对立的，反而在正确的引导下，商业可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之，观看晋商文化的纪录片，让我对晋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我收获了许多思考和启示。晋商的商业智慧、家族文化、慈善精神以及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做法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借鉴晋商的成功经验，融入晋商文化的精髓，并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分支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力。经历了一个个曲折与坎坷的发展历程，晋商文化如今已成为晋商们骄傲的象征。在近期一次参观晋商文化展览的经历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可贵之处。以下是我对晋商文化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为引入段。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一支重要分支，融汇了晋商们多年的智慧和努力。在一个晋商文化展览中，我领略到晋商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接下来，我将从立身处世、亲情、口头文化、慈善活动以及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这五个方面来谈一谈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为立身处世。晋商文化抱持着做人做事的准则，注重培养商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力量。自律、执着、诚信、勤俭等是晋商们一直秉持的价值观。他们以独特的商业智慧在商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得益于他们的人格修炼和做事态度。通过欣赏晋商文化展览中的历史照片和文字介绍，我对晋商们的立身处世之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
第三段为亲情。晋商们注重家庭观念和家族文化，强调家人之间的亲情和互助。在晋商文化展览中，我看到了晋商们对家族传承和家族荣誉的重视。他们的商业活动往往围绕家族企业进行，代代相传，家族成员间紧密合作，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族精神。这种亲情的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亲兄弟情感、家族忠诚和责任意识。
第四段为口头文化。晋商文化重视口头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晋商们擅长用诗词、歌谣和笑话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们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样，如文化宴、说书、杂剧等。这些活动不仅强化了族群认同，也推动了晋商文化的传承。在晋商文化展览中，我听到了古老的晋商口头文化创作，并与当地晋商一同合唱了晋商歌谣，这样的互动让我更加体会到了晋商文化的生动和多元。
第五段为慈善活动和创新带动经济发展。晋商素以慈善事业闻名。他们注重回报社会，常常捐资办学、兴置慈善院、修建道路等。此外，晋商们也在商业运作中不断创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慈善精神和创新思维使得晋商们不仅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也赋予了晋商文化独特的魅力和可贵之处。
总结段为对晋商文化的肯定和展望。晋商文化凝聚了晋商们多年的努力和智慧，其独特的价值和精神追求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通过这次晋商文化展览，我深深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可贵之处。未来，我们应传承和弘扬晋商文化，将其融入到当代商业实践中，为我们的发展注入更多传统智慧和精神力量。
以上是我对晋商文化的心得体会。晋商文化的传统智慧和精神力量，是我们当代商业界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尊重和发扬晋商文化，让其在当今商业活动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乔家大院晋商文化心得体会
乔家大院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私人住宅群，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深厚的商业文化而闻名于世。近日，我有幸来到了乔家大院，亲身体验了其中的晋商文化。通过参观和学习，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以下是我在乔家大院体会到的晋商文化心得。
首先，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商业智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乔家大院的建筑构造精妙，显示了晋商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机敏和灵活。特别是大院内的商业街，整齐划一的商铺、精巧细致的装修，无一不体现了晋商追求商业利益的能力和精明的头脑。在乔家大院的商业街上，我看到了许多商品和纪念品，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传统器具和饰品。这些物品都展示了晋商对于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和商业眼光的独到。晋商所具备的商业智慧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家族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乔氏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家族，乔家大院是他们的世代传承之宝。在大院内，我看到了世代相传的家族画像、家谱和神龛。这些都反映了晋商非常重视家族观念，注重家族的传承和发展。晋商重视家族观念，尊重长辈，看重家族的荣誉和声望。这种家族观念不仅在乔家大院体现，也反映在晋商集团的发展中。晋商经营的企业多是家族式企业，家族成员共同参与，传承家族的经营理念和传统文化。这种家族观念的传承和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第三，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梦想和追求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乔家大院的建筑规模宏大，精美绝伦，其中展示了晋商尤其是乔氏家族的财富和地位。这些都表明了晋商对于财富、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和渴望。他们有着富有梦想和追求的心态，不断努力奋斗，追求更大的成功和辉煌。晋商的梦想和追求激励着他们不断改进和创新，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这种对于梦想和追求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借鉴和学习。
第四，在乔家大院中，我对晋商的慈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参观乔家大院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与慈善有关的展品和介绍。晋商作为古代商人，他们既追求个人财富，也非常关心社会的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晋商慷慨解囊、周济贫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并且在建设水利、教育事业和修建道路等公益事业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慈善的精神和文化是晋商一直所坚持的，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综上所述，通过参观乔家大院，我深刻体会到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晋商不仅具备商业智慧，还注重家族观念，有着梦想和追求，并且坚持慈善文化。这些价值观和精神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更加重视晋商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把晋商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行动中，为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晋商文化老字号的心得体会
晋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老字号则是晋商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不仅代表着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是代表着精神文化的传承。我在这里记录下我的一些个人体会和看法，以感悟这些老字号的特殊精神。
第二段：老字号是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而老字号作为晋商文化的传承，代表了晋商文化持续存在的一种方式。老字号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并非仅仅因为其长久的历史和优质的产品，更是因为其背后承载的精神和文化内涵。老字号所代表的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优良的商业道德和一种人文精神。老字号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些因素的支撑和保持。
第三段：老字号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老字号代表的精神特点很多，其中包含了传承、专注、诚信和创新等。传承是老字号的一个显著特点，老字号的历史文化和经验一直是其立足于市场的主要来源。此外，老字号一直注重产品品质的提升和维护，为此，老字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调整，充分发挥了其专业性和行业优势。而且，老字号所信奉的商业道德也很明显，诚信经营一直是老字号的重要质量标准。正是这些精神特点的支撑，使得老字号在中国商业界和文化界都拥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四段：汇聚老字号文化的街巷和商铺。
在山西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省份，老字号文化得以得到更好的呈现和传承。很多传统的老字号店铺在同一个街区内，比如说太原的道庄糕点和大同的张学良手工麻花等。走进街巷之中，感受老字号对于当地人生活和文化的影响，体验着那份历史感和家乡味道，不仅能够了解到老字号的发展历程，更是让人感受到了老字号对于传统文化和行业精神的坚持，这些店面传承着山西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第五段：结语。
老字号文化不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中国商业文化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是因为老字号的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并不断与时俱进。我们应该珍惜这些传统文化，积极支持和推广老字号品牌，在更多的场合中展现传承晋商商业文化背后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晋商文化和老字号文化在新时代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晋商心得体会
晋商是黄河流域地区的一种特殊商业文化群体，他们主要居住在山西、陕西等地。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中，晋商一直以善于经商、重视家族传承而闻名。在与晋商接触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勤奋。在与晋商交流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晋商追求诚信。在晋商的经商过程中，诚信被视为最重要的道德准则。晋商们讲究信用，重视与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坦诚合作。他们凡事先慎后行，在成交前经过细致的了解和考虑，确保自己的承诺能够兑现。而一旦承诺没有兑现，晋商们会感到愧疚和自责，并努力弥补错误。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诚信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只有诚信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其次，晋商注重长远规划。晋商们普遍具有长远发展的眼光，他们知道通过持续地经营和改进自己的业务，才能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晋商们会优先考虑长远的发展，而非盲目地追求眼前的利益。他们会积极地研究市场趋势、顾客需求，进行战略投资，同时注重资产安全和传承。在我的经商过程中，我也会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树立长远的目标，制定计划，并严格遵循。
此外，晋商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晋商普遍重视家族的传承，注重培养下一代的经商意识和能力。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经营企业，形成紧密的团队合作关系。在晋商家族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和角色，相互支持，互补发展。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在家族企业中发挥作用，在社会合作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晋商们会积极与其他商人合作，共同开拓市场、互通有无。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只有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最后，晋商注重学习创新。晋商们不仅注重经验传承，更注重学习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他们会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了解市场动态和商业趋势，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晋商们也勇于创新，鼓励家族成员提出新的想法和做法，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学习和创新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学习和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淘汰，保持竞争力。
综上所述，与晋商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晋商们以诚信为根本，注重长远规划，重视团队合作，勇于学习和创新。这些晋商的智慧和经验，不仅对于我个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对于我们当代经商者有着深远的启示。只有不断学习和吸取智慧，我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
晋商心得体会
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类别之一，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经商手法闻名于世。晋商心得体会，是晋商们通过长期的商业实践和思考积累出来的宝贵经验。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晋商心得体会的五个方面，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和借鉴。
首先，晋商心得体会强调诚信。商务世界中，诚信是一种最宝贵的财富。晋商们深知，只有建立起诚实守信的声誉，才能赢得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信任。他们注重履行承诺，并始终坚持以诚待人。因此，在与晋商交易的客户和供应商们，常常只要听说对方是晋商，就会心存信任。晋商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诚信为本”。
其次，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灵活应对变化。经商如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突发状况。晋商们懂得，面对变化，灵活应对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他们善于把握市场的风向和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晋商们还注重创新，敢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以确保自己始终处于竞争的前沿位置。
第三，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分享合作。晋商们相信合作能够实现共赢。他们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和业务。晋商们不仅注重短期利益，更着眼于长远发展。他们会主动为合作伙伴提供帮助和支持，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共同成长。因此，晋商们往往可以形成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商业网络，使自己的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第四，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精细管理。晋商们在经营过程中注重细节，善于管理。他们注重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不断优化商业运营流程，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晋商们还注重团队建设，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优势，形成高效的组织结构。通过精细管理，晋商们在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优势地位。
最后，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家族传承。晋商们非常重视家族传统和家族企业的发展。在晋商家族中，传统和价值观是代代相传的，他们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商业智慧和经营能力，使家族事业得以延续。晋商们还注重家族文化的建设，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这种家族传承的机制，使晋商家族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晋商心得体会体现了晋商们几百年来的宝贵经验和智慧。诚信、灵活应对、分享合作、精细管理和家族传承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晋商心得体会不仅对晋商们自身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国商业界具有深远影响。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晋商心得体会，以推动中国商业的更好发展。
晋商文化：晋商名门
曹氏原住晋源县花塔村(今属太原市晋源区)，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县北恍村。《清稗类钞》称曹氏有资产银六七百万两。曹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时三喜为谋生，随人至东北三座塔(在今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类。后与一当地人合伙，用所种之豆，磨成豆腐出卖，用豆腐渣养猪。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这时，原合伙人提出分开各自经营。三喜独立经营后，由磨豆腐、养猪，又发展到用高粱酿酒，进而开杂货铺，后又兼并了原合伙人的生意。随着三座塔地方的繁荣，人口的增多，清廷设立了朝阳县。而曹氏在该地早已开办有商铺，所以当地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之说。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凌源及建昌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为杂货业、典当业、酿酒业。后来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这样，曹氏已成为关外大商。
清兵入关，曹三喜向关内发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号，继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还有一堂佚名。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次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帐庄、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在各门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义时代，家资有300万两，年开支3000余两;到曹中美时代，家资600万两，年开支万两。
曹氏商号用人，初以曹氏本族为多，后来商业发展，用人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在晋省籍人之内选用。用人途径大致有二：一是各大号掌柜荐举;二是从伙友中提升。被荐举者均须具备相当业务经验;被提升者均须已有一定劳绩。曹氏商号还聘用过一些能文善写的秀才，如高介臣、杨济溥等人。曹氏商号在用人上规矩很多，例如：新用掌柜或刚入号伙友，三年内不给工资，只管伙食，也就是试用期。三年后，如在试用期表现不好者、违犯号现者、掌柜认为“不堪造就”者，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辞退。如继续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发给劳金。掌柜劳金一般一年为100——120两，十年后按其劳绩给以顶生意，即以人力顶身股参与股份利润分红。各商号除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外，还有管账、坐柜、栏柜头、跑外人等。
曹氏商号订有严格号规，员工均须遵守。如规定商号员工不得抽大烟、打牌、嫖妓。宴请来客时，有指定的专管应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宴请中一般不谈交易，俟饭后才看货、议价、交易。掌柜及伙友，平日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为初进号之学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后才能升为坐柜;就是已成为坐柜者见到掌柜时也必须站起。住号伙友平日所穿衣服，都不准有口袋。清代使用铜钱，每位伙友有一小钱串袋技名次挂在柜房内，可作剃头、洗澡等零用开支。如遇例假批准回家时，必须把携带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表示请大家检查，内中绝无夹带柜内财物。平日号内吃饭，各伙友均按劳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乱位。
曹氏商业系封建的资本经营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曹氏商业在清末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亏损银数十万两。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商号，负外债银80余万两。原持帝俄时代的钞票每张抵银一两，苏联革命成功后每张仅值白银五分，此一项曹氏亏银37万两。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大量发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奉票”大跌，曹氏商号又损失一百数十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伪满州国。按日军的殖民地经济统制法，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城银号，归伪满州国的政府所有，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其东北商号的垮台，又影响到关内的商号。在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趁机各饱私囊，曹氏后代子孙又多吸食鸦片，庸碌无能，曹氏的商业终于全部倒闭歇业。
曹氏自曹三喜始，到曹克让及其子时代衰落，共历24世。曹三喜原为文盲，目不识丁。曹氏家业兴起后，很重视对子弟的读书教育。曹家设有家塾“书房院”，延聘名师任教，对教师待遇颇厚，每年酬金在百两以上。曹氏除捐官外，其子弟在清末也有考取功名中举者。例如：曹培德，字润堂，为人精明干练，曾为直隶候补知府，精六法，嗜填词，尤工作诗，著有《木石庵诗合刻》、《木石庵文录》、《木石庵随笔》、《傅文贞先生年谱》。富有经济才能，他弃儒经商，所有曹氏“锦”字商号，如锦丰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锦泉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皆为曹培德一手创立。在曹培德《墓志铭》中记述称;“太谷之曹，以资雄于并晋间，而拓庵曹君特以名德显。君讳培德，字润堂，以字行，别字拓庵。……光绪乙酉，以选拔贡于京，朝考报罢，援例捐内阁中书。……君先以中书加捐至知府，指分直隶试用。……壬寅秋，垦务大臣贻将军谷奏调君襄垦事，……君冲寒塞外者累月，创设西蒙公司，复返里集款至十余万金，事乃举。……自正太铁路开，谷商已大减，同蒲线如复不经谷境，为谷计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独惜时人之不能用也。”
曹中裕，相传与山西巡抚胡聘之“同年”，光绪时曾出任保晋公司经理，胡去任后，中裕也随之去职。曹克让，举人出身，嗜好书画，多藏名人诗画，价值一百数十万元。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后，一些名画被日军抢掠。又被曹氏子弟中吸食毒品者偷窃变卖，致克让所收名贵书画全部散失。
晋商文化：晋商大院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正中。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了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
进入乔家院大门是一条长80米笔直的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纵观全院，从外面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显示了我国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整个大院，布局严谨，建筑考究，规范而有变化，不但有整体美感，而且在局部建筑上各有特色，即使是房顶上的140余个烟囱也都各有特异。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完全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最俨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堡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人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象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意“六合通顺”。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朱光效果也很好，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十分细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
靠西北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乔家大院大门座西向东，为拱形门洞，上有高大的顶楼，顶楼正中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喻而赠送的匾额，上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黑漆大门扇上装有一对椒图兽街大铜环，并镶嵌着铜底板对联一付：“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在中堂主人的希望和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在中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
大门顶端正中嵌青石—块，上书“古风”。雄健的笔力同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承接古代质朴生活作风的本意，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大门对面的掩壁上，刻有砖雕“百寿图”，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掩壁两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题赠的一付意味深长的篆体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楹额是“履和”。这同作为巨商大贾的乔家所秉承的和为贵的中庸之道是很相宜的。进入大门，走完那长长的甬道，西尽头处是雕龙画栋的乔氏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祠堂装点得十分讲究，三级台阶，庙宇结构，以狮子头柱，汉白玉石雕，寿字扶栏，通天棂门木雕夹扇。出檐以四条柱子承顶，两明两暗。柱头有玉树交荣、兰馨桂馥、藤罗绕松的镂空木雕，装饰精彩，富丽堂皇。额头有匾，上书“仁周义溥”四字，李鸿章所题。祠堂里原陈列着木刻精雕的三层祖先牌位。
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北面三个大院均为开间暗棂柱走廊出檐大门，便于车、轿出入。大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一、二院为三进五联环套院，是祁县一带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外有穿心过厅相连。里院北面为主房，二层楼，和外院门道楼相对应，宏伟壮观。从进正院门到上面正房，需连登三次台阶，它不但寓示着“连升三级”和“平步青云”的吉祥之意，也是建筑层次结构的科学安排。
南面三院为二进双通四合斗院，硬山顶阶进式门楼，西跨为正，东跨为偏。中间和其它两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厅风道处有一旁门和侧院相通。整个一排南院，正院为族人所住，偏院为花庭和佣人宿舍。南院每个主院的房顶上盖有更楼，并配置修建有相应的更道，把整个大院连了起来。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南北六个大院院内，砖雕、木刻、彩绘，到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每地每处都是别有洞天，细细看来，切实让人赏心悦目，品味无穷。
木雕：大院还有更迷人处，那就是随处可见的精致的板绘工艺和巧夺天工的木雕艺术，雕刻品个个都有其民俗寓意。每个院的正门上都雕有各种不同的人物。如一院正门为滚檩门楼，有垂柱麻叶，垂柱上月梁斗子，卡风云子，十三个头的旱斗子，当中有柱斗子，角斗子，混斗子，还有九只乌鸦，可称一等的好工艺。二进门和一门一样，为菊花卡口，窗上有旱纹，中间为草龙旋板。三门的木雕卡口为葡萄百子图。
二院正门木雕有八骏马及福禄寿三星图，又叫三星高照图。二院二进门木雕有：花博古和财神喜神。这花博古是杂画的一种，北宋大观宋徽宗命人编绘宣和殿所藏古物，成定为“博古图”。后人将图画在器物上，形成装饰的工艺品，泛称“博古”。如“博古图”加上花卉、果品作为点缀而完成画幅的叫“花博古”。正房门楼为南极仙骑鹿和百子图。其它木雕还有天官赐福、日升月垣、麒麟送子、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及和合二仙等。和合二仙亦称“和合二圣”，是一种民间神话故事画题。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宋随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之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后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二仙亦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谐合好”之意。旧时一般在婚礼时悬挂厅堂，以示吉利。
此外，柱头上的木雕也是多种多样。如八骏、松竹、葡萄，表示蔓长多子、挺拨、健壮;芙蓉、桂花、万年青，表示万年富贵;过厅的木夹扇上刻有大型浮雕“四季花卉”、“八仙献寿”，即传统装饰纹之一。“八仙献寿”，是传说中的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李铁拐、吕洞宾、曹国舅、蓝彩和、何仙姑八仙赴会瑶池，为西王母祝寿，以此组成的画面纹样，造形优美，栩栩如生。全院现存有木雕艺术品三百余件，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砖雕：砖雕工艺更是到处可见，题材非常广泛。有壁雕、脊雕、屏雕、扶栏雕。如一院大门上雕有四个狮子，即四狮(时)吐云。马头上雕有“和合二仙”，抬着金银财宝。卡圆上雕有兰花。掩壁上为“龟背翰锦”，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为六边形骨架组成的连续几何图形。因它像龟的背纹而得名。古时以龟甲作为占卜的工具，视能兆吉凶。古书《述异记》云：“龟千年生毛，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为灵龟。”以龟为长寿的一种灵物，用作图案，以示吉祥延年。进了一院大门对面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松树、桐树和蹬于太湖石山上的九鹿，喻示九路通顺。立柱上有四个狮子滚绣球;一院偏院南房墙上有五个扶栏雕，中间为葡萄百子图，表示蔓长多子和富贵不断头，其余四个格子为“博古图”。一院正院马头上雕有四季花卉。二进院马头上为四果及“暗八仙”。“暗八仙”也是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是以古代传说中八位神仙所执的器物而组成图案。相传汉钟离轻摇小扇乐陶然，常执小扇;吕洞宾剑显灵光魑魅惊，常背一剑;张果老鱼鼓敲起有梵音，常执鱼鼓;曹国舅玉板和声万籁清，常执玉板;铁拐李葫中岂只存五福，常带葫芦;韩湘子紫箫吹度干满静，常执一箫;蓝彩和花篮内蓄无凡品，常携花篮;何仙姑手执荷花不染尘，常执荷花。因只采用他们所执器物，不画仙人，故称“暗八仙”，含有吉祥之意，明、清时采用较多。
二院大门的马头正面为犀牛贺喜，侧面四季花卉。二院正房前面走廊的扶栏雕，从东往西数，一是喜鹊登梅，二是奎龙腾空，三是葡萄百子，四是鹭丝戏莲，五是麻雀戏菊。东偏院过门雕有四季花卉、四果，加琴棋书画，亦取吉祥之意。
三院大长廊，马头正面麒麟送子，侧面松竹梅兰，又梅兰竹菊。中国画正是以梅兰竹菊四种花卉为题材的总称，花鸟画为其分支。宋、元时期许多画家都喜欢画梅兰加松树，称“松竹梅”，又叫“岁寒三友”。元代吴镇在“三友”外加兰花，名“四友图”。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黄凤他辑《梅兰竹菊四谱》中，又叫“四君子”。后人又加上松树或水仙、奇石，合称“五清”或“五友”。清代王概编《芥子图画传》第三辑，即为《梅兰竹菊四谱》。这类题材，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正直、坚强、坚韧、乐观以及不畏强暴的精神。
四院门楼中为香炉，侧为琴棋书画。院内“梯云筛月”亨有四狮(时)如意、梅根龙头、四季花卉、花开富贵。并有掩壁，赵铁山书写题字。右边为暗八仙，狮子滚绣球，表示平安如意。还有凤凰戏牡、鹿鹤同春。左边为双鱼、戟罄，属吉祥如意图，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指以古代兵器中的戟，乐器中的罄和鱼纹组成的画面，取戟与吉、罄与庆、鱼和余的同音，表示吉庆有余。西跨院正房门楼有葡萄与菊花百子，上面扶栏为琴棋书画及博古图。四个马头正面为四个狮子，侧面为四季花卉。特别是《省分箴》雕和前面提到过的《百寿图》雕一样，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五院门楼马头为麒麟送子，院内四个马头为鹿鹤桐松。南正房门楼为菊花百子，中为文武七星，回文乞巧，又叫“七夕乞巧图”。七夕乞巧图是民间神话故事画题。七夕即农历七月初七夜，相传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这一夜，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牛郎、织女都是星名，演化为神话人物，织女为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后，织造中断。天帝大怒，责令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月初七夜相会一次。《风俗通》中记载：织女会牛郎时，喜鹊于天河上为之搭桥，名鹊桥。七夕乞巧图，初始于北宋画家侯翼所作，后逐渐广传。
六院东院进门两侧为喜鹊登梅，背面为青竹和“福禄寿”三字。四个马头为暗八仙。正房扶栏中为葡萄，东为莲花，西为牡丹。前院内有“福德祠”，八宝图上有两个活灵活现的狮子和喻为吉庆有余的图案。
石雕：乔家大院中的石雕工艺虽比较少见，却是十分精细。现有几对石狮，石狮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有的石狮为踱步前行状，刀纹如新，锋芒犹在，表现得机警、威武、活跃。其顾盼自豪的头部，提起全身的神气，表现狮子的雄壮、英武而不失真，给人以健康、活跃，富有生命力的感觉。
还有阴纹线刻，如五院门蹲石狮底座为“金狮白象”，中为“马上封猴(侯)”、“燕山教子”、“辈辈封侯”。南房柱石底垫为“渔樵耕读”、“麻姑献寿”等。六院门蹲石狮石础上有“出将入相”、“神荼郁垒”(相传古代以神荼、郁垒为门神，可以御凶邪避鬼魅)、“得胜返朝”等线刻，图像清晰，故事引人，线条流畅，形象逼真。
彩绘：整个大院所有房间的屋檐下部都有真金彩绘，内容以人物故事为主，除“燕山教子”、“麻姑献寿”、“满床笏”、“渔樵耕读”外，还有花草虫鸟，以及铁道、火车、车站、钟表等多种多样图案。这些图案，堆金立粉和三兰五彩的绘画各有别致。所用金箔，纯度很高，虽经长期风吹日晒，至今仍是光彩熠熠。立粉工艺十分细致，须一层干后再上一层，这样层层堆制，直到把一件饰物逼真的浮雕制成为止，最后涂金。涂金是用人头上的油污贴上去的，因其太薄，必须挑选晴朗无雨无风的天气，才能进行操作，可见完成一件图案作品是相当费劲、费时的了。其它还有线条勾金、敷底上色，都是天然石色，因此，可保持经久不褪，色泽鲜艳。
牌匾：乔家大院各个门庭所悬的牌匾很多，内有四块最有价值。其中有三块牌匾是乔家的，也是值得乔家自豪和感到荣幸的。那就是光绪四年由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和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送的“福种琅环”及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前两块表明乔家在某个时期对官府的捐助，又经朝廷大员题词推崇，因此倍加荣耀光彩。后一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乔家的一些善举和对人处事的方法。另外一块价值更高，那就是傅山亲笔题写的“丹枫阁”匾(现存展于乔家第四院的东房内)。“丹枫阁”建成后，傅山为其亲笔题了匾，同时，戴廷式写了“丹枫阁记”，傅山又在后面加了跋。一匾二记三跋，语句令人费解。细分析，戴廷式《丹枫阁记》的大意是：公元1660年9月，他做了一梦，梦见和几个穿古代服饰的人在城外同行。忽然发生了一场大的变动，回头看时，已无平坦之路可行，前面是悬崖峭壁，崖上长满枫树和青松，中间还有一小阁，匾上写得“丹枫”二字……。他醒后就按梦中的式样建筑了“丹枫阁”。其实戴廷式梦见穿古装的人出行，是对故国的怀念。发生了一场大变动，是指政局变化。《丹枫阁记》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灭亡，国难当头，放建“丹枫阁”，以寄托亡明之痛。傅山在《丹枫阁记》后写的《跋》中所言：“丹”是指读书的中心，“枫”是戴廷式的字，“阁”是戴廷式读书的地方。故把“阁”命为“枫”，把“丹”字写在前面以示醒目。“丹”表示红色，又表示忠心;“枫”既表示气节，又表示红色，都充盈着对明朝朱家的怀念思想。
此外，还有各院的门匾，例如“彤云绕”、“慎俭德”、“书田历世”、“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惟怀永图”、“为善最乐”、“居之安”、“治福多”、“建乃家”、“静观轩”、“梯云筛月”等都有其一定的具体寓意。总之，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也是民俗学的殿堂。步入其间，既会得到美的享受，又会使人增长许多知识。因此，来祁县民俗博物馆一游，从艺术、科学、文化、趣味每个方面，都会使您感到获益非浅，不虚此行。
晋商文化：晋商名门
清初，山西平阳府(今临汾)的亢氏，人称“亢百万”。其资产据《清稗类钞》载，有数千万银两，堪称山西首富。在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银两到百万银两的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亢氏家族自清初发迹，终清季，是商业、土地兼营并著的家族。
清末宣统二年(1910〕《中国经济全书》称：“康氏(即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关于亢氏发家之缘起，有这样的传说：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经山西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清朝在全国建立了统治权，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不过，这个传说并不可信。试想：清兵入关后，财政十分困难，清朝大臣祖可法等有过占据山西、解决财政困难的建议。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清军占领山西后，岂能不听说亢家寄存有李自成农民军的大量金银财宝而不向亢氏索要?另外，李自成虽然牺牲了，但李自成的余部仍在战斗，并一直坚持到康熙初年，他们也缺乏活动经费，岂能不设法向亢氏索还寄存的金银财宝?看来，上述之传说，恐怕是人们对亢氏成为巨富原因的一种猜测而已。
那么，亢氏何以成为巨富的呢?回答是：亢氏以经商致富。
首先，亢氏是个大盐商。清代盐实行专卖制，即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到指定地区运销。这种贩运特权，使盐商获利颇丰。康熙时期人钮绣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江南泰兴季氏季沧苇，扬州的两准盐商，以“业鹾”起家。亢氏同季氏一样是在扬州以“业鹾”起家。亢氏在扬州有大片房产，著名的“亢园”，“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士人呼为百房间”。另有“亢家花园”一处。在两难盐商中还有“南安北亢”之说，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亢氏原籍平阳府(今临汾)，与河东盐池(今运城盐池)同在晋南地方，亢氏同时是河东盐商也是可能的。
其次，亢氏是个大典当商。典当是封建社会以衣物等动产作质押，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清代前期，山西典当商颇多，而亢氏则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据说，亢氏在原籍平阳府开设有一大当铺，后来有人在亢氏当铺附近也开设了一家当铺。亢氏眼见自己开办的当铺营利被别人抢夺，很不甘心，决心挤垮这家当铺。于是，每天派人到这家当铺中典当一个金罗汉，典价银1000两，连续典当了三个月，把这家当铺的资本几乎用光了，这家当铺的主人着了慌，忙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的金罗汉要典当?来人答道：“我家有金罗汉5o0尊，现只典当了90尊，尚有410尊金罗汉要拿来典当哩!”这家当铺主人听了大吃一惊，急忙向来人施利，询问来人的主家，才知原来是平阳府巨富亢氏。当铺主人自知不是亢氏的对手，只好托人与亢氏协商，请将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离他乡去了。此传说真假姑且不论，但说明亢氏是经营着典当业的大富商。
再次，亢氏是个大粮商。清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粮食贸易规模很大，亢氏就是当时一个大粮商，致力于长途贩运和粮店经营。当时的北京，由于是京畿之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正阳门外所开设的粮店。据说，一次曾有“牛车数乘”往亢氏粮店运粮，有一无赖竟在半途阻拦要勒索米粮，后被一位“王爷”获知，赶跑无赖，才解了围。正因亢氏作为粮商名声在外，才招来了劫粮者，又有“王爷”相助。亢氏原籍山西平阳府(临汾)，位于汾河流域，是个产粮区，亢氏在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山西地近畿辅，上述亢氏的“牛车数乘”有可能是从原籍往京城运送，亢氏又在京城开设有粮店，所以亢氏既是粮食批发商，又是粮食零售商。
此外，亢氏还是个封建大地主。亢氏拥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阳府“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亢氏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说明亢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储藏有大量的粮食。亢氏家族中第一个发迹者是亢嗣鼎。乾隆《临汾县志》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不过，据李华先生考证，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各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尽管在灾荒之年，他不得不捐献出一点钱粮，来赈灾施舍，装潢门面。他大约生于明末，一直到康熙末年仍然健在”。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经过二百多年，亢氏资产增加了好几倍，这是亢氏善于经商的结果。
晋商文化：晋商大院
山西的“大院文化”
中国民居建筑，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皖南民居以朴实清新而闻名，晋中大院则以深邃富丽著称。在山西，元明清时期的民居现存尚有近1300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数集中分布在晋中一带的晋商豪宅大院。现在被列为山西十大名胜之一的乔家大院，是在1986年底经重修后开放的。此后，陆续又有祁县渠家大院、太古曹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等出现在山西省旅游名胜行列之中。
这几处晋商宅院可说是将民居建筑文化发挥到极致，体现了山西民居、甚至北方民居的菁华，同时，它也是晋商500年兴衰史的见证，大院里一砖一瓦、每个细节局部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
晋商宅院结构严谨，一般呈封闭结构，有高大围墙隔离;以四合院为建构组合单元，院院相连，沿中轴线左右展开，形成庞大的建筑群，有的构成某种图形样式，取吉祥喜庆的象征意蕴。上面提到的四个大院，占地面积从5000多平方米到一万多平方米。其中王家大院目前开放面积1.1万平方米，这只是当年鼎盛时期大院总面积的1/15。难得的是，这些巨型宅院的建设虽然在几百年间持续展开，但布局设计、工艺技术、艺术风格方面却能保持协调一致、前后统一。
40多年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山西考察古建筑时，深邃富丽的晋商住宅院落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当时的记录中写道：“这种房子在一个庄中可有两三家，遥遥相对，仍可以想象到当日的气焰，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许多”，“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见，百尺矗立，崔嵬奇伟，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先后开放的这四处晋商大院倒是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乔家大院完全是城堡式的建筑，院墙高大如城墙，以前更夫行走其上，清脆的梆子，声闻方圆十余里。布局讲究方正和稳定，整座大院结构呈“喜喜”形。
渠家大院在建筑形式上十分讲究。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石雕栏杆院、十一踩木制牌楼和包厢式戏台院号称“四绝”。光是看屋顶的形制就极丰富，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各不相同。院与院之间均有牌楼相隔，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透露出些许书香之气。
曹家大院充满富贵气度，整体结构是篆书的“寿”字形。主体“三多堂”，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由三座四层的堂楼组成，楼顶还分别建有亭台，这在以平房为主的北方民居中显得尤为突出。
王家大院建在山坡上，远望是海拔2000米的绵山山脉，近处有小河流淌;前后院落每一进都上一高度，极具层次感。院内俯仰可见的砖、木、石雕刻异常精美，建筑构建无不精雕细刻，每个门墩、石础都堪称艺术品。尚在修整中的高家崖、红门堡建筑群气势宏伟，不日即可向游人开放。这些宅院被称赞“汇宋元明清之法式，集江南河北之大成”，从中足可领略传统民居建筑的精妙。
伦理学、民俗学的缩影在建筑中无处不在。大院封闭的整体结构，主次分明、内外有别的房舍布局，都能在封建意识形态的礼制、等级、纲常中找到对应。大院里也有民俗风情的尽情展示：寓意富贵吉祥的装饰图案花样层出不穷，包涵儒家教化内容的传说故事场景无处不在。
从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些精美恢弘的大院都密集于晋中盆地。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换的要冲，加之晋中南地狭人稠，外出经商谋生自然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勤俭、诚信、团结的作风，严密、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体系，一步步将晋商的事业推向高峰。晋商极少举家迁移至他乡，往往一人在外苦心经营，留家眷在原籍，讲究的是“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于是便有了那么多奇迹一般的大院，它们的豪华气派是晋商实力最好的证明。也有人从大院高墙深宅的建筑形制中看出了晋商的保守自闭、墨守成规。实际上，营造豪宅的行为本身就是一处致命伤：晋商资本大量流向土地，不利于商业资本向近代资本发展。尽管有着让今人也赞叹不已的经营思想、管理体制，但明清晋商终究是封建商人，遭遇纷乱的时代，衰落不可避免。
晋商文化:成功之道
商人是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取利润，因此必须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山西商人的经营意识表现在如下二个方面：
一、经营谋略。
讲求经营谋略，在经商活动中把握正确的经营术是商人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地吸收古人的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慎待相与，重视信息。
1、审时度势：战国时大商人白圭把经营术概括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晋商颇精此道，他们有商谚称：“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人叫人，观望不前，货叫人，点首即来。”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看中了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动辄万金毫不在意。明代大学土张四维说：“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筹矣，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
又有盂县商人张芝，尤善审时度势，“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阳城王重新“性沉厚，饶智略，少贾于外，不数载，资雄一方。”又有王海者“幼从父贾河南，……才能颖敏，智谋勇略雄一方”。这些例证都说明，善于审时度势，是经商成功的必要条件。
2、灵活机动：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如旅蒙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3、薄利多销：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经商40余年，百货心历，足迹半天下，以商而富，其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称，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称都要略让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还总结了许多薄利多销的经验，并归纳为营销商谚，如：“不怕不卖全，就怕货不全”;“买卖争毫厘”;“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能打会算，财源不断”;“买卖不算，等于白干”等。
4、慎待相与：晋商重视稳妥经商，慎待“相与”。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所谓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则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如山西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予以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漩涡之中。但是当看准对象，摸清市场的状况，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和从中汲取教训。
“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泊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广义绒毛店曾欠“复”字号五万银元，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了事。至于“复”字号下属商号，一旦停业时，则要把欠外的全部归还，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复”字号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望很高，影响甚大，故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的业务交往关系为荣。又如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该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其“相与”的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并且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无资金的状况下全靠借贷维持，仅将字号改名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末发生倒账，全凭着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该号受过大盛魁“相与”的帮助，不能过河拆桥，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仍然没法从经济上、业务上支持大盛魁，帮它渡过难关。
5、重视信息：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就是说，端木赐未接受官府的任命，而是以私人身份去经商，预测行情很准确。山西商人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各地物资余缺及其他影响经营的因素。他们有商谚称：“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民国《太谷县志》序称太谷商人“至持筹幄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能够“持筹幄算，善亿屡中”，与他们掌握正确的信息有关。
山西商人掌握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后，便通过书函等形式，及时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掌握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信息。
二、经营作风。
山西商人认为良好的经营作风是商业成功的一个关键，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一些宝贵的作风。
1、珍惜诚信：山西商人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绝不缺斤短两，货真价实，童举无欺。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抛售。他们深知，只有讲信用，重然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与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丧失，商业必然招致失败。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总结出了许多有关经商诚信的商谚，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售货无诀窃，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可见，诚信不欺，利以义制，是山西商人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一个信条。因此，在山西商人中讲信誉的商人和商号比比皆是，如盂县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一时侪辈推为巨擘”。
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清末，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竟在油中掺假，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售，代以纯净无假好油。这样商号虽然蒙受一些损失，但信誉昭著，近悦远来，商业越发繁盛。又如祁县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晋钞大幅度贬值，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1元新币。当时大德通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票号可以趁晋钞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可是大德通票号没有这样做，并且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亏，使票号信誉益著。
山西商人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孟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时，不少商人“率辄心计，尚诈伪，由是术辄倍息，独君异其趣，……人咸谓君长者，多倚为重”，后“累致万金”。史籍中有关晋商忠厚待人的记载很多。如明代临县人王子深以开客店为生，有客商住宿后遗金一袋，王收金待客，后客商啼还，王验证给之，客以分其半，拒之，客商叩恩而去。清代泽州人王文宇，“贸易保定府完县，与葛东岗友善，东岗有子弗立，惧其毁败，阴以白金800两付文宇，不令子知，东岗死，文宇督其子，俾其成立，将东岗所遗金还之。”清代汾阳人崔崇于，“以卖丝为业，往来张垣、云中，一岁折阅十余金，其主人偶有怨言，崔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有愧，故不欲生。”由于山西商人主张行商不欺诈，为人诚恳忠厚，故人皆愿与之共事。
2、俭约自律：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晋人一直保持着俭约风尚，明人沈思孝《晋录》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山西商人认为“勤俭为黄金本”。明人谢肇制在其著《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王全性《广志泽》载：“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清朝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顾公燮说：“自古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载：明代蒲州人王恩，“幼失怙，拮据立门户，游货南北，足迹半天下，初岁业尝中耗，厉志经营，因能复其殖，尤慎干出纳，终其身未常有锱铢滥费，盖天性也”。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载：清代祁县人郭平诚，“虑家贫，以生殖致饶裕，性俭约，不喜奢华”。定襄邢渐达，“十五岁而孤，……而自事生业，艰苦备尝，不辞劳瘁，自奉俭约，……盖自服贾以还，一切货物往来，俱存宽厚”。这些例子都是晋商善于俭约自律的明证。
晋商文化：晋商名门
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该族原系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
常氏发迹之后，氏族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已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
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此外，独慎玉商号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北常”有十家带“玉”字的商号最著名，号称“十大玉”。据《汉口山陕会馆志》称，光绪八年(1882)汉口“北常”的商号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
“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在常氏家谱的“寿序”、“墓表”、“墓志铭”中，多有常氏经商的记载。如常氏九世万达八十“寿序”中称：“翁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济才，方弱冠，遂弃制举，业掭计，然术事无巨细，便能摒弃区划，悉合机宜，为老成辈所器重。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话练益精，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日隆。”再如九世常万育八十“寿序”中也赞其经商才能说：“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另如常万达之子、常氏十世常怀愉八十“寿序”中称“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奇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林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贸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又如常万达曾孙、常氏十二世常怿“墓志铭”中，也有“随父服贾张垣，凡筹划经营实左右之”。常氏十三世常维丰“墓志铭”也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驰，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放生理日盛，富甲一乡。”常氏作为封建性商人，曾积极参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例如捐助地方书院。
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一块，上面写着“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十四世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诵清风”。常氏还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输3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德”;庚子后，因助清政府善后经费，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奉皇上旨赐匾一块，文曰：“乐善好施”。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常氏发迹后曾积极投资土地，在清代后期还创办了近代工业。
榆次车辋土质不好，即使如此，常氏也未放弃对家乡土地的投资，南北两常在车辋村占有的土地，为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强，约20顷左右。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损失。常氏转而热衷创办近代家庭工业，据载：“望春兄鉴于吾家人众，而资有限，恐一旦竭蹶，无以为生，因议立敦义和蚕桑局和敦睦织布工厂，由京津聘教授，购机器归，率族中子弟不习儒贾者以入，有缺额招生”，“招徒工数十人，结丝物织络带，以作试验。翌年，即栽桑数百株，养蚕数十万”，“至局内设置，如养蚕架、寒暑表及一切器具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颇厚，而平汾等处人言及榆次敦义和丝物，尤为赞许”，“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肆顿遭损失，工厂货款无出，将至停办”。至十年，以所植成桑，归村公有经理。
常氏除创办家庭工业外，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有过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1923——1937)，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者。
常氏商业于清末民初衰落，常氏十三世常立训在光绪中叶曾作为常家的股东代表达2o余年。其《墓志铭》记述了他看到常氏商业“日薄西山”的状况后感慨万分：“公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于其酌盈剂虚之际，已足见其持满戒溢的苦衷。”这就是说：光绪中叶，常氏丁目既繁，需用日浩，已是开支拮据。庚子事变，归化城受兵燹之苦，张垣又受到德兵骚扰，常氏商务“遂难复如旧时”。常氏十三世常立教“墓志铭”称：“壬子吾家骤落，京肆事尤棘手，族众推公往，癸丑公选驻京，至甲寅秋，自以维持无术，谢归。”这就是说：民国初年常氏商业已彻底衰败，而且回天无术了。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人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八世到十五世入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4人拔贡，5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由于常氏重视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许多研究经史和书法绘画有较深造诣者。
据《常氏家乘》载：常氏十二世常炳仿柳少师书，常佶双钩字时称无双，常怿工画山水及虎、马、蝴蝶等小品;常憬尤工欧阳体，常惺善诗;十三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而且懂数学;常立屏邃于史学，书法则工颜真卿、董华亭诸家;常立方既嗜史籍，为清副榜举人;常维丰工书善画。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十四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考中第51名举人，由翁同合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7年，光绪二十九年(19o3)癸卯会试，中第219名贡生，殿试取三甲第87名进土，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曾任常氏笃初学校教务、榆次凤鸣学堂堂长，创办榆次速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总教务。
民国初年移居省城太原，历任山西大学、商专、一中等校语文教师。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十四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o2)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生敬重，总纂《榆次县志》，多有创见，著作甚丰，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o2)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到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史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史》、《社会科学通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