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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书样本篇一
案例：3月1日，某建筑企业通过公开招投标中标奥林花园一期工程，随即依据招投标文件与建设单位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建设单位将奥林花园一期工程交给某建筑企业总承包施工，按照当地现行定额结算。204月1日，某建筑企业向建设单位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对奥林花园工程予以让利，具体内容为：奥林花园一期5号楼、6号楼按工程决算总额让利18%;4号楼、7号楼、8号楼及地下车库附属工程让利20%。8月15日，奥林花园一期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但双方因工程款纠纷诉至法院。
问：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应该如何认定让利承诺书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招标人(发包人)与中标人(承包人)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中标人单方出具让利承诺书，承诺对承建工程予以让利，该让利承诺书构成对工程价款的实质性变更，该承诺书无效，不产生变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
理由如下：
(一)让利承诺书本质上是“黑合同”
建设工程“黑白合同”又称“阴阳合同”，它是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的两份或两份以上实质性内容相异的合同。通常把经过招投标并经备案的正式合同称为“白合同”，把实际履行的协议或补充协议称为“黑合同”。《司法解释》第21条将“黑合同”表述为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能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即另行订立的“黑合同”必须是具备全部施工合同内容的比较完备的建设施工合同。而在实践中大部分“黑合同”都是在中标之后签订的。“黑合同”一般都以协议、补充协议、会议纪要、备忘录、让利承诺书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践中也出现了个别法院以这些协议、补充协议、会议纪要、备忘录或让利承诺书不是建设施工合同为由，而不适用该条《司法解释》的情况。具体到本案涉及的让利承诺书，我们认为，虽然承包人出具让利承诺书的行为是单方民事行为，但发包人对此予以接受认可，便形成了合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从而符合了合同成立的要件。正是承包人发出承诺，发包人接受承诺的过程，使承诺书的内容变成了双方合意，形成完备的合同形式。该承诺书记载的内容因与中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一致而成为“黑合同”。因此，不管黑合同的形式如何，只要双方形成合意，对“白合同”的工程价款、工程质量、工程期限或违约责任任一方面进行了实质性变更，就构成与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法院不认可其效力，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本案中，年3月1日，建设单位与某建筑企业依据招投标文件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当事人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的合同，是“自合同”，其后承包人单方出具的.让利承诺书承诺让利20%，发包人予以接受，双方形成合意从而构成对建设工程价款的实质变更，如果照此履行，明显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内容相背离。《招标投标法》第46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天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在确定中标人后，中标人向招标人承诺让利，该让利承诺与招投标中标合同实质背离，则该承诺应为无效，不产生变更中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
(二)招投标活动基本原则决定了该让利承诺书应认定为无效
《招标投标法》第l5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建筑法》第l6条规定：“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择优选择承包单位。”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建筑工程招投标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公平与公正。就工程招投标而言，“公开”即将招投标事宜公之于众，以期望在社会大众的知晓和监督下积极实施;“公正”则要求招标者对所有的投标者一视同仁、不能偏私，建筑行政监管主体对招投标双方实施平等的监督，不能厚此薄彼，尤其不能偏护一方;“公平”则指工程招投标各方在招投标活动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应彼此对等或均衡。显然，如果允许中标人在中标合同之外，对中标工程予以大幅让利，实际上侵害了其他投标主体平等参与竞争的权利，构成对招投标活动的基本原则的违反，法院不应认可其效力。
(三)承诺让利的原因很复杂，有可能侵害公共利益，并给工程质量带来隐患
实践中，大量存在中标建设工程后，中标人想尽办法要求发包人增加工程价款的情形，鲜有中标人单方出具让利承诺书，对工程价款予以让利的情况。因为，根据《招标投标法》中标合同受法律保护，中标人完全可以要求发包人依照中标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其再主动让利有悖常理。当然不能排除存在事前通谋规避招投标法排挤其他投标人的情形，也不能排除存在事后应-招标人要求而为的情形。根据《招标投标法》第l条，招投标法的功能在于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也越来越宽泛，商品房开发建设固然是商业行为，因为工程质量涉及广大购房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可谓不事关公共利益。据此，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3条明确规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项目总投资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招标。”当前大部分房屋建筑施工单价都在200万元以上，因此大多都采取了招投标方式。建设工程招投标中标合同因其公开、公平、公正的特点，又决定了该中标合同是一份公平合理既能保证招投标双方合法权益，又能保证工程质量的合同。需要强调的是，该中标合同不应是投标人中标的最低报价，而应是合理低价，它高于成本，通过保证承包人有正常的利润，从而保证工程质量。如果允许中标人在中标合同之外，再予以大幅让利，不仅侵害“白合同”成立时其他投标人的利益，也必然会危及工程质量，最终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基于此，必须维护招投标活动的严肃性，坚守中标合同必须信守原则，对于一切与中标合同相背离的不合理变更包括让利承诺予以否认，坚决不承认其效力。
(四)坚守中标合同是规范建筑市场，提高社会诚信的需要
关于“黑白合同”问题，3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曾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理司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当前“黑白合同”、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发包等违法、违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规避法定招投标程序，签订“黑白合同”的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但造成了市场的诚信危机，而且严重干扰了建筑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更严重影响了建筑产品质量，形成了大量拖欠工程款包括农民工工资的严重后果，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三角债”源头之一。为了规范建筑市场，重塑诚信，必须提升中标合同效力，建立招投标中标合同强制备案制度，任何与中标合同实质内容相背离的形式，法律将都不予保护。
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书样本篇二
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发生矛盾后，有过错的夫妻一方，为了和好，自己主动或者应无过错方及其近亲属的要求，向另一方出具保证书。该保证书内容通常主要涉及夫妻双方婚姻关系是否解除、子女抚养权归属及抚养费多少和夫妻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等问题。在双方协议离婚未果，进行诉讼离婚时，无过错方往往以此为据，要求法院按照保证书上的内容进行判决。因此，如何认定婚内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对于公正处理离婚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婚内保证书的法律效力
(一)关于婚姻关系是否解除的保证
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离婚的自由。对于离婚自由，《婚姻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分别就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作了专门规定。其中，夫妻双方协议离婚除了有离婚的合意外，还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取得离婚证，双方的夫妻关系才能正式解除。因此，即使夫妻双方中的过错方违背了婚内保证书上的允诺，但之后双方并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或登记离婚未果，而是进行诉讼离婚，人民法院也只能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以双方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标准，查明案件事实，判断双方是否达到法定离婚条件，判决是否准许离婚。
(二)关于子女抚养问题的保证
虽然民法坚持意思自治的原则，《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也允许夫妻双方对哺乳期后的子女抚养问题，自行协议解决，但是此时的“协议”由于已经进入到了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应依职权对双方协议的结果进行审查。如果夫妻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协议的结果，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和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不予准许。例如，1993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0条规定，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因此，夫妻双方在诉讼前关于子女抚养问题的保证并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只能作为人民法院在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的一个参考因素。
(三)关于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的保证
在婚内保证书中，关于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的保证，本质上是过错方对无过错方所做的损害赔偿保证，即夫妻一方若违反保证，则要对另一方进行经济上的赔偿。《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只规定了四种损害赔偿情形，本文认为，对于夫妻双方就其他导致感情破裂的情形(如、吸毒等)，作出损害赔偿约定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系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可撤销情形，且不违法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除了直接以损害赔偿的形式所做的保证外，还存在夫妻财产约定或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两者的区别表现在：第一，生效的条件不同。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只有在夫妻双方离婚后，才能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夫妻双方的财产约定并不涉及离婚，更不以离婚为条件，按照《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二，财产标的不同。夫妻之间对双方的财产约定范围，既可以是婚前的也可以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而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的财产范围只能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应排除在外。如果涉及到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只能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对于这部分婚前财产，应当做夫妻财产约定来处理。按照20《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以及《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综上，婚内保证书中关于婚姻关系是否解除和子女抚养问题，在诉讼离婚中，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关于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的保证的法律效力，则要就是否属于损害赔偿，夫妻财产约定或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婚内承诺书的法律效力]
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书样本篇三
承诺书法律性质承诺书是承诺人对要约人的要约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的书面形式。
依据《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即受约人同意接受要约的全部条件而与要约人成立合同。
承诺书是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承诺书有法律效力公司与你签定的书面承诺书应当属于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不违反法律，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具有约束力。
可以依据该承诺书主张权利。
从分类来看，承诺制度可以分为民事承诺和行政承诺，区分两者最重要的标准是订立合同的目的。
行政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都无完全的自由处分权。
而民事合同则不然，只要民事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就应合法有效。
一般来讲，签订保密承诺书是签订人事、劳动聘用合同的一个条件，或者是补充协议，如，行政机关在录用、聘用、调用工作人员时，经常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就某一事项向用人机关作出书面承诺。
如果把保密承诺书与人事、劳动聘用合同结合在一起的话，保密承诺书是典型的内部行政合同，其主体、目的和内容等都具有行政性合同的性质，所以说，保密承诺书是一种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文书。
保密承诺书虽然与私法合同一样，取决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但当事人无权就违反保密义务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进行约定，保密承诺书的内容也不能超出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范围。
此外，虽然保密承诺书原则上应当以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为基础，但由于保密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党和政府的政策也是我国保密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重要渊源，保密行政主体依据政策所赋予的权限所缔结的保密承诺书也合法有效，其他超出权限范围所缔结的承诺书则属于无效。
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书样本篇四
承诺书实际上是合同的一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有效的承诺书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反映。承诺书的内容应当是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不能被强迫或威胁或利诱、欺骗等。
2，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承诺书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的规定，不能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则可能导致承诺书无效。
3，没有侵犯他人利益。承诺人只能基于自己有权处分的物进行处分，而不能因此侵犯到了他人的合法利益。
总而言之，承诺书有无法律效力主要依据承诺书是否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当然，在实践中，只有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达，且没有违法法律相关规定和没有侵犯他人利益的承诺书才算有效，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承诺是一种诺允合同关系(单方予允合同)，在于当事人的履行或自愿履行，只要自愿履行则属于有效法律行为。
但要是承诺方收回承诺项，或不予履行或拒绝履行承诺事项，则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即使合同关系，如果明显显失公平，违法或违反行政法规，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都是无效合同行为。
举例：
承诺书
我(陈海)做了对不起妻子张兰的事情，我非常后悔，决心要痛改前非。我以后绝不再做对不起张兰的事，决不再打骂妻子，听妻子的话，否则，放弃所有的共同财产。
承诺人：陈海
年月日
那么，张兰与陈海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有效吗?
资料
所以，无论是从协议的目的还是内容来看，双方都无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这是一个默示“排除法院管辖”的协议，所以不受法院强制力保护。
第二、《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的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只是一个宣言，一种法律价值取向，结合最高院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法律没有把夫妻双方相互忠实规定为一项义务。因为有配偶者与他人通奸或者发生“婚外情”仅仅是道德问题，法律虽不鼓励，但也不应加以限制，当事人也不可以通过契约加以限制。理由是，涉及到人身自由的权利，不能通过合同契约加以限制，即使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也不应例外。
第三、侵权损害不能通过合同契约预定。理由是在侵权法中实行的是填补损害的赔偿原则，如果允许当事人对此侵权损害事先约定，就违反了填补损害的原则，也会造成有钱人任意侵犯他人权利的恶果。
第四、个人隐私权、人格权应高于“忠诚原则”。如果法院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则为了确定一方当事人有“违约行为”，一方当事人或人民法院就有举证证明和查证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使婚姻另一方甚至是无辜第三者的隐私暴露于公众之下。
第五、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的另一个后果是鼓励婚姻当事人在结婚前都缔结这样一个协议，以“拴住”对方，这样势必会增加婚姻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使建立在纯洁的爱情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婚姻不免变成类似商人买卖的讨价还价。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协议应受法律保护，理由如下：第一、婚姻法允许夫妻双方可以自己约定财产的处理方式，拥有对财产的处理权。同时，新婚姻法也规定，如果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非法同居等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此外，夫妻相互保持忠诚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违约赔偿的“忠诚协议”，实际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所以应该而且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只要“婚姻协议”在制订时，婚姻双方自愿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约定的赔偿数额有可行性。同时，双方在协议中体现的是各自的真实意愿，并且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约，法律就应该认可它，法官就应该采信它。
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书样本篇五
张某(男)与王某(女)于1995年结婚，婚前张某要求王某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如由王某提出离婚，对王某的婚前财产由张某分得一半，王某按要求写下保证书一份，言明婚后如由王某提出离婚，王某婚前财产由双方各分一半。之后双方结婚。婚后双方产生矛盾，王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张某离婚。审理中，张某向法庭出示王某婚前写给他的保证书，答辩认为王某婚前向其曾承诺，如婚后由她提出离婚，个人婚前财产分给张某一半，而自己也是看王某有诚意才与之结婚的。现王某提出离婚：应该按照婚前保证书所写，履行诺言，将其婚前财产与自己平分。王某认为当时是自己应张某的要求才写的，且只约定了自己的婚前财产作为共同财产分割，没有对张某的财产进行约定，是显失公平的，婚前财产不应与张某平分。
本案中的焦点问题是王某的这份保证书能否视为双方对婚前财产的约定。主要产生了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份保证书是显失公平的，是一种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王某当时是为了与张某结婚，而张某利用了王某的这一心理，要求其写下保证书，并且保证书只约定了王某的婚前财产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对张某的婚前财产未做约定，这样的约定是显然不公平的。并且双方结婚时间也很短，如果简单的认定保证书是双方对财产的约定，将王某的婚前财产予以分割，对王某是显失公平的。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王某有权向法院申请对保证书予以撤销。
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份保证书应视为双方之间形成了赠予关系，即赠予人王某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张某，受赠人张某表示接受赠予，双方赠予合同已经成立。赠予合同在合同法理论上是属于单务合同，只有王某一方的表示也是成立的。而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赠予人在赠予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予。本案中王某虽曾同意将自己的婚前财产在离婚时赠予张某一半，但在权利没有转移之前，王某有权将此项赠予撤销。在本案中，王某不同意将自己的婚前财产做为共同财产分割，说明王某对自己的赠予已经不再履行，理应视为王某对赠予的撤销。
第三种意见认为，这份保证书应视为双方对夫妻财产约定的证据。王某书写保证书并且双方结婚，说明双方针对王某婚前财产为共同财产是达成合意的，应该视为双方对王某婚前财产约定为共有。只是双方没有严格的采用约定的书面形式对此项约定进行确认，但据此保证书，可以证明双方对此约定是达成一致的。依此，张某在离婚诉讼中有权利得到王某的一半婚前财产。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试分析如下：对于夫妻财产约定制，通说理论一般认为是夫妻之间通过协议约定确定财产权属制度的一种产权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1)订约双方的当事人是具有特殊的人身关系即夫妻关系;(2)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双方形成合意;(3)约定不存在规避法律，不侵害社会、国家、他人的合法权益。从这份保证书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看，都是符合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特征的。
这份保证书从形式上分析，可以认为这是王某一方所定的，只是王某一个人所做出的承诺，并不反映双方对财产的约定，不符合约定的一般形式。但实际上我们不能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看待这个保证书。对于夫妻财产约定是否成立，当事人两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是最根本的条件，至于形式可以多样化，是双方的签约行为或者是单方的表示被对方所接受，都能够成立为约定。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从形式上加以限制。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是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对于采取什么样的书面形式并没有强行性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应该用审判权过多干预公民处理自己的私权利，这也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精神。
另一方面，王某是应张某的要求才写下的保证书，目的是为了结婚，也是为了得到自己所要的婚姻的利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张某的要求王某也有权利不答应，她是有选择权的，她可以选择写或不写，进而选择结不结婚。王某既然写下了保证书，应该认定为双方在财产约定这一点上是达成合意的。
从保证书的内容来看，约定了在由王某提出离婚时王某的婚前财产做为共同财产分割，看上去是附加了一个约定成就的条件即由王某提出离婚时约定成就。在有些学者认为，夫妻财产约定是一种身份关系的约定，原则上不得附以条件或期限，但从我国的立法实际讲，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一条中，对夫妻财产约定认为“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之条款，依据这一司法解释，对于夫妻财产约定的原则应从宽解释，只有规避现行法强行规定或者一方不自愿的`，才认定为无效。对于本案双方当事人这一附条件的约定也应该从宽掌握，不应认定为无效。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虽然这份保证书认定为双方的约定就使王某的婚前财产被认定为共同财产而与张某分割，而做为张某婚前财产丝毫不受影响，看起来是有悖公平的原则。但我国的法律上对于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是采取概括的方法，对于约定的诸如合法性审查、当事人目的等没有特别性的要求，同时对于公平原则的适用，基于双方当事人特殊身份的考虑，我们也应该从宽解释，只要不是一方借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是一方借机侵害另一方的利益，我们不应过多的借公平原则干涉双方的约定，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应该予以保护。
就第二种意见来看，抛却双方的婚姻关系来看，两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所做出的这种行为可以认定为赠与合同。但对于本案来讲，产生这一保证书的前提是双方婚姻关系的成立，将这一保证书视为合同，势必就影响到婚姻关系性质的定义。一般理论上是将婚姻排除于合同调整范围之外的，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由此可看出，我国的合同法理论是将婚姻关系中的财产约定排除在外的，应该适用婚姻法的规定，不能等同于赠予合同来理解。
我国传统婚姻法理论对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研究重视不够，在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不重视约定制的法律地位的现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约定制必将成为一种与法定财产制同等重要的制度。在当前法律规定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参照民法的基本理论，从自愿、公平及诚信的原则出发考虑，从宽理解与适用夫妻财产约定，尊重民事主体对私有财产的处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