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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
一、鸦片战争(1840.6——1842.8)。
1、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变中国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2、林则徐禁烟原因：鸦片的输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1)鸦片走私，白银大量外流，加剧中国的贫弱;(2)鸦片摧残吸食者体质。
措施：派人暗记密查，缉拿烟贩;强迫外商交出鸦片;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
3、虎门销烟及意义：1839.6.3，林则徐下令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领导这场斗争的林则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4、鸦片战争的史实：1840年6月，英国舰队开到广东海面进行挑衅，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初，英军占领香港岛。
5、《南京条约》的签订：1842.8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内容：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6、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0——1860.10)。
1、主要侵略者：英法联军帮凶：美、俄两国。
2、火烧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闯进圆明园，他们争先恐后，掠夺珍宝。抢不走的东西他们就砸碎。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又放火烧毁了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
3、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俄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
1858，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60，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60，中俄《北京条约》——1864，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升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4、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建立起与清朝对峙的政权。
5、1860年，中外反动势力勾结，成立了“洋枪队”，由美国人华尔统领。8月，洋枪队配合清军进犯青浦的太平军。李秀成率军抵抗，把洋枪队打得落花流水。1862年9月，太平军围攻浙江宁波。在慈溪的战斗中，太平军击毙华尔，严惩了洋枪队。
三、左宗棠政复新疆。
1、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进军新疆。1878年，清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
2、19世纪80年代初，中俄两国签约，中国收回伊犁。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管理和防务，根据左宗棠建议，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
四、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
1、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日本为了实现征服朝鲜、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目的。
经过：1894.9，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在黄海上激战。北洋舰队将士奋勇杀敌，重创日军。日舰直逼中国旗舰，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指挥舰艇冲锋向前，迎战敌舰，致远舰弹药将尽，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冲撞日舰吉野号，不幸中了敌人鱼雷，全体将士壮烈捐躯。
2、威海卫战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3、日军占领旅顺后，疯狂屠杀当地军民，死难者达一万八千余人。
4、中日《马关条约》时间1895.4。
主要内容：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影响：《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五、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春，义和团势力发展到京津地区，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6月为镇压义和团反帝国主义斗争，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八国联军多人，由英国海军西摩尔率领，从大沽到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奋起狙击侵略军，在廊坊一带把侵略军围困，经过激烈战斗，侵略军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凶恶本质。
2、《辛丑条约》：时间19签订国家：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主要内容：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担保;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清清政府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影响：《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伤害了中国的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近代史综合复习(二)近代化的起步。
一、洋务运动。
(1)时间：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2)目的：师夷长技以自强。
(3)代表人物：中央：奕沂;地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4)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区别：顽固派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洋务物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维护清朝统治。
(5)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如办新式学校，培养翻译和军事人才;设立翻译馆，翻译外国科技书籍;派留学生。后期：又提出“求富”口号。开办民用工业，以辅助军事工业。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海军。
(6)评价(意义)：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些抵制作用。
二、戊戌变法。
(1)公车上书：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参加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上书光绪帝，反对同日本议和，请求变法，历史上称这次上书为“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维新变法的内容：要求民权，发展资本主义。
(2)百日维新：从18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前后104天，因此叫“百日维新”。18是旧历戊戌年，历史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
(3)(3)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三册p71表)。
(4)戊戌变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预政权，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辛亥革命。
(1)孙中山的主要活动，a、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初步形成。b、19，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于8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2)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成立：
a、1910月10日，武昌城内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起义，第二天起义军占领武昌，接着，汉阳，汉口的新军起义，革命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这一年是旧历辛亥年，历史上称这次革命为辛亥革命。10月11日，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宣布废除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
b、19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c、《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成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由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它不可能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这次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是，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远闪耀着光芒。
四、新文化运动时间：19起。
(1)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里推行尊孔复古的反动政策，复古思想到处泛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乘机兴风作浪。目的：反对尊孔复古。
(2)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
(3)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民主和科学。
(4)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5)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把斗争锋芒指向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
(6)新文化运动的作用：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性质)。
(7)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它促使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8)19，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论文，颂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9)为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底，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
中国近代史综合复习(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
一、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五四运动爆发原因：1919年，英、法、美操纵的巴黎和会，竟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日本。导火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2、时间、口号：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3000多名学生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3、最能体现五四运动性质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4、运动的主体：6月以前，主要是学生，6月以后，无产阶级成为运动的主体。斗争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
5、运动的结果：迫使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撤消了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初步的胜利。
6、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李大钊、陈独秀。
7、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性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9、成立：19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十三人，代表全国五十多个党员，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
10、大会内容：(1)通过了党纲，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2)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3)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11、建议：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12、1922年党的二大，重申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任务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二、北伐战争。
1、黄埔军校的建立：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5，国民党在广州的黄埔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
2、北伐时间、目的：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推翻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
3、北伐的对象、主要战场：对象：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主要战场：湖南、湖北。
4、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屡破强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5、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他们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破裂。
6、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
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1927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人，率领革命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2、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决定在秋收时节发动秋收起义。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3、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秋收起义，并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4、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和湘南的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会师后的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5、意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始。
四、红军不怕远征难。
1、1933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虽然英勇奋战一年，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党中央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2、红军长征过程：1934.10，党中央、中央红军八万人，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冲破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向贵州前进——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召开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过大雪山、草地——进入甘肃，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在会宁，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3、遵义会议，时间1935.1，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内容：集中全力解决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取消了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意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4、四渡赤水河，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渡过金沙江，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5、长征胜利的意义：红军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促使中国革命新局面到来。
中国近代史综合复习(五)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一、难忘九一八。
1、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却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
2、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城。四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
3、东北人民和东北军未撤走的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
4、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5、西安事变：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为了逼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6、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到西安调停，与各方面进行协商。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蒋介石被逼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二、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1、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守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2、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领导全民族抗战，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
3、南京大屠杀。1937年，日军又发动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六周之内，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达三十万人以上。
三、血肉筑长城。
1、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侧伏击，歼灭日军一千多人，缴获大批物资。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大捷。
2、台儿庄战役：1938年春，日军分两路进攻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展开激战……。中国军队共歼敌一万多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重大胜利。
3、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到敌人后方，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战，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
4、百团大战：为了粉碎敌人的“囚笼”，1940年8月，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组织一百多个团，在华北两千多公里的战线上，向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主要目标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摧毁日伪军的据点。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最大规模战役。
5、中共七大。
(1)召开时间：抗战胜利前夕，1945.4延安。
(2)内容：主要讨论抗战胜利后，中国将走什么道路的重要问题。
(3)大会制定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准备了条件。
6、抗战的胜利：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台湾也回到祖国的怀抱。
7、抗战胜利的意义：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屡败局面，洗刷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四、内战烽火。
1、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早就定了。但是，为了进一步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也为了欺骗人民，他接连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内和平问题。
2、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陪同下，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达成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3、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4、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严重地威胁了国民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
五、战略大决战。
1、三大战役：1948年9月——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1948年9月，林彪、罗荣恒领导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从9-11月，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首战地点是锦州)。
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中原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军发起了淮海战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又一次主力决战。共歼灭敌人55万余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解放长江以南各省的基础。
平津战役：1948年11——1949年11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北平国民党军队在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敌人52万余人。使华北全境基本解放。
意义：三大战役里，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从而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
2、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4月21日凌晨，毛泽东和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进军的命令。等候在长江北岸的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渡江作战。国民党的长江防线顷刻崩溃。4月23日，南京解放，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垮台了。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范文
我们所认识的蒋介石，很大情况下由于中学历史书的原因，因此所了解的对其事迹几乎都是在在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他的事迹当然远远不止这么少。
百度百科中对他的简介是这样的：
“蒋介石(01887.10.31—1975.4.5)，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於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於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於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具有这么多身份的的人物，其出身却是卑微的甚至是低下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而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至此，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从而在成长中慢慢地演变成我们所认识的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曾有过这样记录他的一些儿时的事情：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有这样一句话：“三岁定八十。”虽然某种程度上这样说是猛烈了点，可是从小所显示出的，就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性格。
至此，不得不想起在近代的近几次战争乃至最后撤至台湾的一系列事件，都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他的这种性格。
对于外敌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他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即使面对着内战的担忧，却能先以国家的完整为先，对维护国家完整说到做到。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全国军民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个伟大的人物。而这方面早在蒋介石留学日本，勇于驳斥日本教官对中国的蔑视时就已经体现了出来。所以，虽然有“西安事变”这一事情的发生，而且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对于一个自小就不孝而且狭隘和极端的人来说，先答应后倒戈也是未尝不可的，但事实上这场战争正是因为他给与共军的重大战力，才得以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战略计划。
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炸开黄河花园口，淹死百姓89万人。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而又对敌人毫不留情的人，却只限于对国家的“大爱”而非顾及全部人或者大多数人的“泛爱”，充分显示了他的残酷与专横，因此在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并抵御了侵略之后，他的国家“大爱”转移成个人的对国家的获得和领导的贪婪。
于是新一轮的对共产党的围剿又开动了。
因为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而且“无罪”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将其留在收入部队，直至国民党战败。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
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
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
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
至此，蒋介石终于失去了对占有大陆的所有力量。，因为此行再也难以归去，可是作为爱国者的他的确始终不承认“两个中国”，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这种说法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种极端的爱国情绪始终是畸形的，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最终落得败走台湾的收场，谁人都知道，他的心依然对中国带着贪婪，正如他“不可动摇的国家决心”和“光复大陆”的说法一样，正是那些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成就了他，也在他心中扎了根，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想要统一，却又要是由一个独裁者上场主导。今天，独裁者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待见，人民期待的是那个自由而非独裁的统治，所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则讣文略带讥讽：“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而他则是这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只是历史的路注定有人走的是一条荆棘满途但最终却因为方向从一开始就错误而无法达到理想的终点。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
摘要：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李大钊早期思想是启蒙思想，是要以西方近代自由民主的政治学说作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及封建文化，破除封建偶像、圣人、王者、英雄之权威，树之自我权威，通过唤起国民之自觉心以改造国民性。1918年后，李大钊的思想转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视其为新世纪的新潮流，他引导了新文化运动由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的方向性转变，选择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拯救中国的主要思想，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论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转变思想。
一、李大钊思想--萌芽时期。
1907年，李大钊报考了当时著名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揭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当时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虽然是清政府为挽救覆灭命运，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推行"新政"所设立的一所大专学校，但毕竟是一所培养法律、政治等专门人才的近代新式学堂。李大钊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想，开始为"振奋国群"而"急思深研政理，求挽救民族"。
李大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了切齿的痛恨，对于自己的民族、祖国则表现了无比的热爱，为了保卫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李大钊不惜"出其丹心碧血"，"愿为国死"。但这两篇檄文都只是把矛头对准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政府。他对于救国的责任，分别从国民和政府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国民"应以锐敏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决勿许外敌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询其请。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稗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4]以这两篇文章为标志，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李大钊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突出特点，那就是反抗外国侵略高于反对国内封建势力，更加强调民族国家主义，强调国家至上。
二、李大钊思想--发展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本质上是激进民主主义。激进民主主义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封建历史传统持全面批判态度，这种态度集中表现为对孔孟儒家学说的政治价值观的彻底否定。二、主张以文化作为革新社会的主要手段。认为政治革命的方法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它并未给中国带来民主、自由和幸福，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是新的，而民众观念是旧的。三、主张引进西方文化精神来改铸中国群众的精神状态。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进化论等作为理论工具和政治动力，来动摇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击破封建复辟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扑，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
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其思想深受激进民主主义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与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国内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斗争的产物，是和辛亥革命失败以及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国内局势密不可分的。"接受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弥补这次革命的不足，建立理想的共和制度，彻底反对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封建主义，彻底铲除在中国产生新的袁世凯的条件，是这场运动的最主要任务。"[5]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人之一的李大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和前途问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之前的拥袁到反袁，他开始激烈抨击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强调改造国民性、通过中'华民族的更新再造，来反对封建专制、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解散国会，复辟帝制这一系列丑恶行径彻底改变了李大钊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幻想，认识到要救中国非推翻封建专制，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不可，为此，李大钊发表《民彝与政治》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战斗檄文，提出了"民彝"的政治理想，只有如此，才能"我不负此中国，中国即不负此河山"，中国的前途"于此实利赖之"。
三、李大钊思想--成熟时期。
中国自从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来，民族危机日益严峻，先进的中国人先后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一义、民主革命等手段寻找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都没有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而且国家状况日趋糜烂。正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迷茫中的先进的中国人：中国人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采取更加坚决、更加彻底的革命方法，彻底清除前进的障碍。封建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用"根本解决"的方法去完成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李大钊的一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把十月革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出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他结合了中国半殖民封建社会的特点，提出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虽然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最初知识分子认识问题的局限性和过早的牺牲等原因，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不能完全深刻，但他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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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民山。李大钊与幸德秋水[j]。近代史研究，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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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5.
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论文【精选】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作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中兴”的第一名臣，拜相封侯，全国景仰；也是湘乡近代最知名的大人物，号称曾湘乡。他自幼熟读经史，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又点翰林，学问相当了得，可以说是一位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当曾国藩在仕途上不断攀升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攻克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天国政权。于是，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办团练，组建统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几经反复曲折，艰苦奋战，终于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全面胜利。他可以说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名儒将，值得研究。我对本县这位先贤没有专门研究过，却也颇感兴趣，颇为敬仰，或亦有些惋惜。个人有几点粗浅认识，提出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保卫传统与学习外洋。
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斗争，原是农民起义与封建王朝两个对立政权的斗争；而曾国藩却从文化的角度，说他所率领的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是保卫传统文化——儒家名教与学习外国文化——拜上帝教的斗争。在《讨粤匪檄》中明白指出：
曾国藩又揭示太平军“焚彬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曾国藩号召湘军及军民人等，为保卫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而战。这样的口号对于官僚士绅和一般读书人，自然都有极强的鼓动与号召力量；即对于长期在儒教和传统思想风俗熏陶下的民众，同样有相当的召唤力。正因为如此，湘军从两万人出征，迅速扩大，虽经不少曲折挫败，还是取得了战胜太平军的巨大胜利。
洪秀全所领太平军，学习外国，提倡一种朦胧的平等观念，认为天下民众都是天主的子民，皆以兄弟姊妹相称；又提倡剪辫留长发，故俗称“长毛”；还提倡放脚。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起义之初，能激起长期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手工业者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因而队伍迅速扩大，战争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先后打败了满清王朝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占据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满清相对峙的天国王朝。
应该说，他们学习外洋文化是不错的。但他们只学到了皮毛，并不真正了解耶教的本义。而更大的错误在于全盘抹煞传统。“凡民之父母皆称兄弟姊妹”之说，否定了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等传统美德，加上欺神灭道等行径，使所学外国的东西，难以被本国民众所接纳，也就不可能在本国生根。其实早期（或耶稣教），曾反映被压迫的奴隶阶层对奴隶制度的憎恨，但后来也曾为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利用。而洪秀全本身也曾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侵染，是多次应考失意的下层小知识分子。进入天京以后，竟完全搬用封建王朝的那一套，他做“天王”，自称“万岁”，其实质等同于做皇帝，奢靡享受，后宫竟选用有数十位“姊妹”，供他一人淫乐享用，与众多“妃嫔”无异。天国封了许多王，大多奢侈骄横，争权夺利，民众对这些王稍有不敬，便要遭杀头惩处，并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凡此种种，便成为招致天国政权崩溃失败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既中进士，又点翰林，是清代道咸以后，正统派一路文人。他崇尚儒学及其后续的程朱理学，传承了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良好道德风尚。如孝道、宗亲之情；师道、友道；对乡邻的关切，乡间社仓积谷的热心，以及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等等，都有良好的表现，不必赘述。
曾国藩所尊奉的儒学，确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适应中国封建主义专制王朝的需要，也曾促成封建社会的安定和谐。然而时移世异，清道咸以后，世界早已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儒学已不适应近代世界的发展，而且蔽固思想，阻碍革新，致我堂堂中华日趋衰惫，屡受外敌侵凌，割地赔款之事屡见不鲜。究其根源，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儒学便难辞其咎。而曾国藩这时却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2]大加吹捧，这就显得十分保守，近乎顽固的了。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曾氏在某些地方也曾突破儒家的藩篱。如他本来是科举出身，官运亨通，却也开始意识到科名进学的道路不合世用，“此中误人终身多矣”。在家书中谓纪译儿“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3]。又说他“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毋徒汲汲于进学也”。[4]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实践中也开始感受世界潮流，主张向外国学习，成为洋务运动的先行倡导者和最初的实行者。早在咸丰年间，他已经认识到“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5]，并尝试创办军械所，造小火轮；同治二年(1863)派容闳赴美购办机器，随后即在上海建立并扩充江南制造总局，在国内自己制造兵器和轮船。曾氏的这些举措，不仅仅是为“可以剿发逆”，而且为的是“可以勤远略”[6]，即振本自强的长远谋略。同时为了振本自强，曾国藩曾几次上书朝廷，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7]；“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氏又与李鸿章专门合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摺》，并订有章程12条，为具体实施办法[8]。他们希望把幼童培养成人才，归国以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凡此种种，不必讳言，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和行为的某种进步意义。
二、尊崇孔子与帝王专制。
作为儒将，曾国藩在根本上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要保卫的传统文化，也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他对孔子的尊崇，是相当真诚的，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曾国藩所表彰的文周孔孟以下儒家的思想家们，确实承继了儒家“修齐治平”的道路和宏远理想。曾国藩自己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曾说：
他是因六弟为“小试不利”，有些牢骚，笑“其所忧之不大也”，故在家信中发了这番议论，表达的是正统儒家那套“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曾是这样表白，他一生确也是这样做的。按孔子教导的那样克己治家，那样治军治国，从而与诸多同仁一道实现了所谓“咸同中兴”。
然而，儒家的后继者一直到曾国藩，他们所尊崇的孔子，在自己生活的春秋时代，其实也是很平常普通的儒者；他所代表的儒家，只不过是当年百家争鸣时代较为突出的九家中的一家而已。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圣人”，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样阔得可怕的头衔，正如鲁迅所说，“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15]从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从而为促成汉朝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孔子儒家学说是在小生产经济的条件下，总结东周以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思想的集大成者，故能适应君主专制社会的需要，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能独占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长达二千余年。后继的许多思想家们自然也有发展与完善，承传并发展了儒家的优秀成分，故促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及康雍乾等鼎盛时段的出现。然而儒家思想的根本——三纲五常，君主专制，却也一直传承下来，长期适应并服务于封建专制社会，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它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与摧残，对外的闭关锁国，愈到后来愈加发展到极至，以致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也特别严酷，残忍和保守。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也便愈加落后而衰惫，不断被外敌侵凌欺辱。曾国藩尊孔，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也便和帝王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他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升任翰林院侍讲，感激涕淋，说“受君父皇上天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17]他要努力尽忠并维护满清封建王朝。即如他的征讨太平天国所要捍卫的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危机。在《讨粤匪檄》中，有明白的表述。曾国藩之所以“卧薪尝胆”，统湘军征讨，“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同时赞颂“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18]这就把尊崇孔孟与忠于君父、颂赞君主，完全统一起来。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太平军围逼集贤关，安庆形势紧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19]这位孔丘信徒，已经把自家的命运，与清王朝的安危连成一气，不可分割了。
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面或多面，孔子及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曾国藩也知道孔子最初并不时行，“仲尼干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20]那时诸子各家自由争鸣，到汉武帝以后，孔子儒家思想才一家独尊，终止了自由争鸣的时代。二千余年来，孔丘既有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帝王专制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一面。正如李大钊所说的，孔子是“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是“专制政治之灵魂”。[21]以史为镜，凡尊孔的时代，多是封建帝王专制的时代。民元以后，实现共和，而袁氏尊孔，接着便上演复辟丑剧；张宗昌尊孔，便是辫子军企图扶溥仪复辟坐龙廷。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令全国举行“孔诞纪念会”，说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批评说，这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22]而紧跟着国民党便提倡所谓“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由此可见，既要继承孔子儒学的优秀传统文化一面，又要批判其封建主义灵魂的消极一面；只热加追捧，而不正视并批判其负面，便有思想文化倒退复辟的危险。验之历史，屡试不爽！
三、曾国藩湘军传统的正面与负面。
曾国藩及其所统率的湘军，既有优良的传统，对后世有良好的影响，但也有其负面的不良的影响。试分述之。
其一，曾氏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统率湘军，而“以爱民为第一义”。在咸丰十年(1860)四月，《致沅弟》信中说：
这是曾国藩的真心话。刚隔一年，又说到同样的意思[24]；其他地方还多次提到。咸丰十一年(1861)旧历除夕，在军中遇大雪，外间饥民甚多，故而放赈的举措；[25]皖南亦有设粥厂放赈的事[26]；对湘军统领营官哨弁的教诫，第一条便是“禁骚拢以安民”，指出“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27]。又说：“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28]他看到大乱之世，“一片荒凉之景”，凋丧不忍耳闻情境所表示的同情[29]。以上数端，都可见曾国藩戎行之间对百姓的关心。而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则是他所作的《爱民歌》，歌前有“禁扰民之规”的引言，其中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30]歌词中的扎营不要“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鸡鸭，“切莫掳人当长夫”，“号令要严明”，“军士与民如一家”，及后作的《解放歌》中优待俘虏的政策等优秀传统[31]，对后世影响更为明显。毛泽东早年崇拜曾国藩，受过曾氏影响。他创建领导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体现出受曾氏影响的痕迹。自然，毛泽东点石成金，其思想境界的高度，表现的完整缜密，影响的广大深远，则与曾国藩所言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二，曾国藩认识到，“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32]，因此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他曾说“凡将才有四大端”，第一条便是“知人善用”；再加上“善觇敌情”，“临阵胆识”和“营务整齐”。他自己这样考察人才，也希望弟弟曾国荃于这四大端下功夫，并以此“考察同僚及麾下的人才”。[33]他曾告僚属“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34]总之，人才是办事之本，也是战争胜利之本。
曾国藩以为“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乃是“君子之乐”[41]。他的知人善用，成绩最显著者，莫若对李鸿章，左宗棠的选拔，培养与支持。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年间进士。原在本籍办团东，后投靠曾国藩充任幕僚。曾对其赏识有加，影响良善。咸丰十一年(1861)，李初组淮军，曾国藩便多方关注支持，说“少荃一军……新军远涉，孤立无助，殊足危虑”[42]；曾对九弟说，“少荃欲再向弟处分拔千人，余亦欲许之，不知弟有何营可拔？”[43]一个“再”字，可见支援帮助之多。这是因为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是一个可任封疆大吏的干才。说李研核兵事，于水师尤有心得，故向朝廷奏请派李“前往淮扬，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又请旨擢授两淮盐运使，“以济舟师之饷”，代其筹划周全[44]。使李鸿章的淮军得以迅速成长，发展壮大，连外国人戈登的“常胜军”对李也不敢怎么样。曾在家书中赞扬说，“此间近事，惟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戈登虽屡称欲与少荃开仗，少荃自度力足制之，并不畏怯。戈登亦无如之何。近日渐就范围矣”。[45]李鸿章后来的建成淮军劲派，称霸北洋水师，与曾国藩的爱赏、支持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也始终对曾国藩感恩不忘，待以师礼；曾死后，在《曾文正公神道碑》里犹极加颂扬。而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左系湖南湘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后，几次会试皆不第，便不再去应考。每自比诸葛亮，出语令人感觉狂放。曾为胡林翼所赏识，后入骆秉章幕府，赞助湖南军务。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因左宗棠“济师济饷”有功，曾奏请朝廷升任兵部侍郎，加四品卿御，入曾营襄办军务。期间，湖广总督官文“为蜚语”攻击左，曾国藩胡林翼等皆奏左无罪得免。曾国藩在后来的奏稿中，对左有分析，还有评价。说他“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深中左氏缺点。另又褒扬宗棠“其才可以独当一面”，且“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又说他“素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难而就易，避重而就轻”，故奏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46]，优点评论也相当精当。曾在家信中也说，“与左季高同行，则以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47]这些都说明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赏识和器重。然而左宗棠后来却自己说有些意气用事，以致八年与曾国藩不通音问。曾国藩却还是从大局出发，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西征叛回过程中，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重任，为左筹解饷银，每月以三万两协济左宗棠军营。并强调“甘肃艰险情形，实为各省至苦之区，权衡缓急，不能不先尽甘饷”，“每月仍筹足三万两，全数解交甘肃”。[48]左宗棠之所以能荡平新疆，并取得新疆建行省的历史性胜利，与曾国藩的协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让左十分感动。最终结果是大家所知道的，左氏终于在赠曾国藩的联语中，上联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这样的话从左宗棠这位战功卓著，又睥睨一切的人口中说出来，对曾是极大的慰安，尤其可见左对曾国藩是从心底折服了。
其三，曾氏组建统领湘军另一显著特点，是多用书生领兵。湘军的四大名将，曾自己是道光十八年进士，左宗棠是道光十二年举人，彭玉麟是附生，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进士。名将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人。湘乡人罗泽南，诸生，讲学乡里，他的学生李续宾也是诸生，李续宜系文童，王鑫诸生，许多弟子都跟随老师出征；所谓“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学”。[49]这是罗泽南师生提兵破贼的特点，也大致可以概括儒将治军的特色。语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不一定是所有儒将能够做得到的，但曾国藩提出的将才四大端，则基本上都能具备；特别是“知人善用”，“善觇敌情”，可以说是儒将的长处。曾国藩还因知识丰厚，往往善于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能讲求舆地，相度山川脉络，审慎行军；断言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50]；又能从大局出发，顾瞻战争全局，如同治《湘乡县志》所说：“其治军，则不分畛域，湘、鄂、江、皖、苏、浙诸军，联为一气，而粮台之军火饷糈，以时分应他军，接济邻省”[51]。这正是曾氏之所以为各地各军将士拥戴，湘军迅疾凝聚扩大，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曾氏及湘军不僅有优秀传统，如前所述，也有重要的不良方面，对当世和后代都有突出的影响。
统领湘军的儒生，曾国藩以下诸人，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三纲五常”那一套牢不可破。他们无论领军打仗，治理民众，或提倡洋务，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所谓“咸同中兴”的短暂光焰，其实正敲响了满清王朝统治崩溃的丧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民主共和取代帝王专制的历史潮流。
曾国潘标榜“不要钱，不怕死”[52]，他也曾严惩贪官，这些自然很好；他自己大致也做得不错。但到后期，湘军中腐败现象却也逐渐滋生发展，甚或相当严重。打破天京以后，曾经抢掠数日。洪秀全的天国金库，原来传说金银多多，后来竟无有下落，不僅朝廷怀疑，国人也不无疑问。留下一个大谜团。有些人讽称曾国荃为“老饕”；而湘乡后来流传俗谚云，“打开南京发洋财”，大概都是这谜团中的事例。
四、研究儒将曾国藩需有一定的知识准备。
曾国藩一生读书甚多，经史百家，涉猎广泛；后来军旅生涯，仍坚持每日读书数十页，很少间断。应该说他的知识相当广博，而且丰富；生活阅历也十分充裕而多经验。但大半生戎马倥偬，学问成就不突出，不足名家。而要研究他，却需有多方面的知识，否则容易出偏差。湘乡出版的《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2012年第一期所刊曾氏手书日记若干篇的文字移译，便有不少的纰漏，大多由于知识准备不足。我并未全部接触过曾氏手书日记，更不用说研究，仅就上述若干篇按刊发顺序说点个人意见。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温《诗经》《鼓钟》《楚茨》。三者不能并列。前面是总书名；后者是《诗经》中的两篇。可于《诗经》后用冒号，或不用标点。“伦仙”，应是“崙仙”。《汉书》后可用冒号或不加标点。马官传，应为《马宫传》；为《汉书》中三人合传的末篇，先天读完了前两人传，接着又读下一篇三人合传，这是曾国藩读经史的特点，一篇接一篇点读，基本上不间断，很值得后人学习。可胜“概”哉，应为“慨”。“初虞日”，应是“初度日”，出自《离騒》，后即指称生日。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大人“寿履”反菲，应是“寿辰”，系指本月初九日，父亲“大人寿辰”，“酒食太菲”。自己生日反而“酒食较丰”，故觉得“颠倒错谬”。下面“应酮”，系“应酬”之误。“天头”以下数语，是国藩的前辈好友，倭仁字艮峰的批语，整句应加括号。他的日记写好后，请师友传看，并求批评指教。艮峰看过后加批语，“自寿诗”是否改为自警诗或自勉诗，如何？故断句应为：“寿字，易警、勉等字，如何？”“次于自寿诗韵”，“于”应为“予”，《正韵》与“余”同，即“我”。次韵，亦称步韵，即根据我的自寿诗的韵及用韵的次序来作和诗。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夜月如画”，似应为“夜月如昼”。繁体畫与晝两字易混。用昼可与夜对照，因夜月如昼光明，可以清楚观览南山雪景、渭水寒流诸美景。“伺”以过此，当是“何”以过此。
[咸丰八年十月十一日]书籍字“面”，是书籍字“画”。“树立于孙”是“树立子孙”。这反映曾国藩不积家财遗留子孙，而要让子孙自立的思想。
[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鬯谈”误为“久谈”。鬯谈与久谈二者在曾的日记中均多次使用，却有区别。颜师古注《汉书》，谓鬯同畅。久谈只表谈话的时间长久；而鬯谈则可能表谈话的对象相悦，谈话的内容投机，含感情色彩。两者一般不应混同。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因国割未满百日”，“国割”系“国制”之误。咸丰帝（文宗）于本年七月十七日（癸卯）崩，朝廷规定百日丧制礼，全国遵行，不得娱乐宴请等。因百日丧制未满，故曾的生日也“谢绝请客”。旋改水陆各军克复“无力”运漕等处摺一件，“无力”系“无为”之误，地名。又“隋”心泉“朴”安庆府摺一件，系“陈”“补”之误，手书繁体“補”。本日所改另二片，合计四件，并皆见于《全集·奏稿三》整理本此日均不误。
[同治元年十月十日]《尔雅义奠》，是《尔雅义疏》，书名，为我国古代解释词义名物的专书，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各家注疏颇多，而以清代郝懿行（字恂九，号兰皋）的《尔雅义疏》较为详审。写祭帐四幅，“帐”系“幛”之误。幛，在较长宽的整幅绸布上题字或词句，用作庆贺或悼唁用。帐则是蚊帐或帐(账)册，《全集·日记》整理本亦错。
后面几日日记文字移译，大多不误，只有几处衍字、漏字及标点不甚妥当处，不赘述。
以上若干篇的纰缪，或者出于对经史不太熟悉，或者由于社会风俗礼制知识缺欠；或由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知识未备，或对古代各种书画文体了解不多，等等。除有些纯粹由于粗心所致外，大多是知识准备不足。这些缺憾对于研究作为著名儒将的曾国藩，应该是有妨碍的。补救的办法，看来还得向曾国藩学习，勤字当头，“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53]，“读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此之谓“专学诀”；又说“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54]自然，还得在实践中学习，充实阅历，丰富社会知识，熟悉风俗习尚等等。说得如此头头是道，在下做得怎么样呢？实未能至，心向往之，愿与诸君共勉。
注释：
[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以下凡引是书，均简称《诗文》、《家书》、《日记》、《信札》、《奏稿》等。
[2]《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6页。
[3]《家书》，第292页。
[4]《家书》，第87页。
[5]《奏稿》三，第1603页。
[6]《奏稿》三，第1603页。
[7]《奏稿》十二，第7191页。
[8]《奏稿》十二，7331—7335页。
[9]《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5页。
[11]《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12]《书学案小识后》，《诗文》，第166页。
[13]《诗文》，第249页。
[14]《家书》，第39页。
[15]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4—316页。
[16]《汉书·董仲舒传》。
[17]《家书》，第62页。
[18]《诗文》，第233页。
[19]《家书》，第673页。
[20]《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2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后收入《李大钊全集》。
[22]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湖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23]《家书》，第540页。
[24]《家书》，第548—549页。
[25]《日记》，第699页—670页。
[26]《家书》，第814页。
[27]《诗文》，第437页。
[28]《诗文》，第456页。
[29]《日记》，第632页。
[30]《诗文》，第466页。
[31]《诗文》，第429—432页。
[32]《家书》，第868—869页。
[33]《家书》，第352页。
[34]《家书》，第559页。
[35]《日记》，第740页。
[36]《诗文》，第393页。
[37]《家书》，第183页。
[38]《日记》，第391页。
[39]《奏稿》二，第1247页。
[40]《奏稿》九，第5506—5507页。
[41]《日记》，第421页。
[42]《家书》，第814页。
[43]《家书》，第808页。
[44]《奏稿》二，第1188—1189页。
[45]《家书》，第1061页。
[46]《奏稿》二，第1181—1182页。
[47]《家书》，第585页。
[48]《奏稿》九，第5799—5800页。
[49]《诗文》，第307页。
[50]《家书》，第723页。
[51]《湘乡县志》（同治本）人物志·名宦篇。
[52]《家书》，第388页。
[53]《家书》，第11页。
[54]《家书》，第55页。
近代史人物李大钊论文
内容摘要:中国的近代史中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她不像武则天那样直接当权，也不像吕后那样干涉朝政，她用了一个新的词，叫“垂帘听政”。她曾经是咸丰的妃子，从咸丰末年得势开始，历经三朝皇帝，倘若计上她临死时钦点的宣统帝溥仪总共是四代人，她——就是慈禧。对于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慈禧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她对爱心觉罗氏的江山其实“孝心可鉴”。自1861年当政，到1908年驾崩，慈禧太后控制中国实际政治近五十年之久，其间处理应对了很多大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善后、平定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新政改革，等等。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里，她是中国的实际掌舵人，她的功与过是与非，都有太多的总结价值。
关键词：慈禧改革派政治家知人善用铺张浪费。
正文：
他曾是咸丰的妃子，鼓励过咸丰进行鸦片战争，她相信中国地大物博，是天朝大国。因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她不断进行战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反对新的技术和观念，即使一次次失败也还是坚持。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很少成功。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暂时镇压内部反叛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纵观慈禧的一生，上苍压根就没把她当做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一系列多如牛毛的战乱纷争变革贯穿始终。慈禧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格局，治理国家的难度要远超历代的帝王。按这一点来说，武则天也好吕后也罢又或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故我认为，我们应从理性的基础上客观评价慈禧。
毫无疑问，她可以称得上是晚清时期最重要的一名政治家。她对于中国发展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起促进作用的。
首先，慈禧还是知人善任的，且不说曾国藩，象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都是为慈禧所重用的，客观的说，慈禧还是勤政有为的。从她垂帘听政，就能看得出她的能力可见一斑，切她当权以后，很快扑灭了太平天国，及时调整了统治政策，在她统治的四十八年时间里，除了革命党，维新派，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她真是桀纣之辈，怎么可能稳坐四十八年的江山。
其次，慈禧晚期也是改革派。不错，慈禧确实镇压过百日维新，那是因为她长期隐居深宫，对真正的国内形势并不了解，事实上，如果没有慈禧的默许和支持，光绪皇帝的新政一个月都维持不了，在维新变法的初期，是得到了慈禧的赞同的，当然后来在周围守旧派的挑唆下，慈禧镇压了维新派。两年后，当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被迫西逃的过程中，她终于看到了真正的社会实际情况，她怒斥大臣们说:国家坏到这种地步，你们怎么忍心骗我母子。回京以后，慈禧立即着手改革，其力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光绪的维新。延续了上千年的六部制度被新式制度所取代，户部改制成为大清银行，这是中国新式银行的发端，毅然排除守旧派的阻拦，大兴铁路和开矿，著名的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就是得到慈禧的支持得以开工的，废除了科举制度和各种酷刑，开始准备实施君主立宪，派大臣出国考察外国制度等等，只是她死了早了一些，所以没有彻底完成。
再次，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最后，她能体验民间疾苦，她是从民间选入宫中的秀女，对民间生活有直接的了解，这种出身使她不同于自嘉庆之后历代出身深宫的皇帝，这对她的政治决策作用很大。
当然，她也有不足之处。第一，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操纵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竣。
第二，慈禧皇太后的选择，一直是以妇人之短见议和与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慈禧皇太后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皇太后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
第三，慈禧个人于早年当政之初尚知节俭与励精图治，但后来即日渐奢靡。。
“同治中兴”的太平表象下，慈禧皇太后的铺张浪费，花费巨资重修和扩建圆明园（后为恭亲王等大臣所阻）、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用以庆祝自己的六秩大寿，给包含海军军费在内的国家财政带来无建设性的负担。甚至在战败签约、割地赔款之后，1895年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整个工程长达13年之久，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重修的慈禧陵虽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皇家陵寝，然而耗资巨大，放在清季国事日非的历史脉络下，无形中使晚清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民生凋敝，更突显出慈禧皇太后重视个人虚荣以及清廷威仪，甚于国家兴衰的贵族心态。且对于皇帝及大臣等对其进行讨好之作为，慈禧并不加以劝止却反而多有纵容。
第四，慈禧皇太后对于李鸿章等汉臣的重用，以及对于洋务运动的接受，均乃出于维系清廷统治的现实需要，而非出于真心支持。因其本身的保守心态及揽权私欲，慈禧皇太后表面上虽让光绪皇帝于1894年起亲政，并容许皇帝及一班主张维新的臣僚在1898年实施变法，实际上对于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却从未放松。终于，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场帝党方面仓皇筹划的流产政变中爆发；皇太后大权在握，在守旧派亲贵朝臣以及近畿军权的支持下，顺势从皇帝手中收回政权，实际上等于后党政变成功。于是，史称百日维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实验，尚未及实施，即嘎然中止；嗣后朝政愈趋保守，对于当时中国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强大的阻力。
总之，既然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就应该正视历史。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同样的道路不要再走一遍。一个人的好与坏，不能单从一个方面去考虑，慈禧既是我们的政治家，但同时亦是导致国家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罪人。
近代史人物论文“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国内出现严重的“银荒”，从而造成“钱贱银昂”“商民交困”的状况。为了稳定货币，挽救国家财政，林则徐提出了一系列货币改革主张。
一、听从民便，稍示限制“洋钱”
洋钱之入中国久已，因其具有计算简单、携带方便、成色重量准确等优点，以致“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当“银荒”现象出现时，很多人认为是由“洋钱”导致的，并提出对“洋钱”实行抑价或禁止其流通的建议，以防止白银的外流。对此，林则徐反对以“骤平洋钱之价”和“骤禁洋钱流通”的办法解决“银荒”危机。
关于“抑价”问题，林则徐认为，“各处情形不同，时价亦非一定，若不详加体察，欲使银价骤平，诚恐法有难行，转滋窒碍”。他以江苏为例阐明自己的立场：“江苏商贾辐辏”，洋钱“行使最多”。平价之时，一枚洋钱可换纹银七钱三分；价昂之时，可至七钱六分七分以上。这一现象在“闾阎市肆久以通行”，“恬不为怪”;若勒令定洋钱之价，“恐民间生计因而日蹙停闭，即抗阻不行，仍属于公无裨”，“一旦价值亏折，贫民见小，尤恐情有难堪”，故此时抑价多窒碍。关于禁止“洋钱”流通问题。林则徐认为：“银钱贵在流通”。他说：洋钱之所以流通广泛，“盖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毋须弹兑”。众商民也认为：“百年以前，洋钱尚未盛行，则抑价可也，即严禁亦可也”。然“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断难骤遏”。故林则徐认为，“今若创立例禁，则于商民买卖，海关税务，未免皆有窒碍”。
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传统货币在使用上极为不便，而洋钱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林则徐也不同意“洋钱”在我国长期流通，应使洋钱“悉照纹银为准”，“不得浮于足纹之上”。否则，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害。故“拔本塞源，理应将洋钱全行禁用”。然洋钱久行“不能骤然阻止”，也只能在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以免“藉端滋扰”。
二、自铸银钱，试造“银饼”
既然洋钱不能“抑价”也不能“禁止”，更不能在我国长期流通，于是林则徐提出了自铸银钱的建议。
林则徐认为，“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具体办法是：“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并“将银钱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在试行时“洋钱并不必禁”，等察看民间是否乐用“新钱”，“再为斟酌定制”，以免“亏折”。尽管林则徐将“铸银钱”说成是“推广制钱之式”，以“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但是，道光帝仍以“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予以驳斥。
尽管“铸银钱”的建议未获采纳，但是林则徐在江苏上任期间还是试造了“银饼”。周腾虎在《铸银钱说》记有“林文忠公造银饼，其制渺少，全无法度，后又无法以行之，宜其不行也”。郑观应《盛世危言》亦记载：“侯官林文忠公巡抚江苏，见民间洋银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使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良法美意废而不行，可为太息。”这些记载对林则徐“铸银钱”的结果或颇有微词，或惋惜失败。虽然这次实践没有成功，但却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运动的先声。
三、支持使用钱票，然须防其流弊。
当“银荒”严重之时，一些大臣以“钱票”造成“银价日昂”为由，提出严禁使用钱票的建议。道光十八年，宝兴上折奏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对此，林则徐上书反对禁用钱票的措施，并阐明了自己对钱票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林则徐承认钱票有它的弊端。“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虽然有此弊端，但是林则徐认为“治亦不难”，“但须饬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并拘拿逃脱之铺户，照诓骗财物例计赃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其次，林则徐认为钱票与“银荒”无关。“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既然钱票与“银荒”的现象无关，那么禁用钱票也就没有依据了。最后，林则徐指出钱票对货币流通的积极作用。钱票之流通，在于“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在“银荒”之时，钱票更不能禁止。因为钱票有利于商业活动，可以弥补现金的不足，并能减轻“银荒”的现象。他说：“查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借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林则徐从有利于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的观点出发，主张在防其流弊的前提下任其使用以发展商业贸易。显然，这种主张肯定了钱票的积极作用，亦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方向。
四、严禁私铸、收缴小钱。
关于私铸洋钱的问题，林则徐认为：“奸民”私铸洋钱是为了牟利，但当民间“兑验洋银，极为精细”之时，商家自己就会将成色差的“私银”剔除不用；再加上“仿铸洋钱”者，皆“照白银出洋”治罪，则“足以杜其弊”。至于“最为钱法之害”的“私铸小钱”，林则徐提出由朝廷“设局收缴小钱”，“每小钱一斤给制钱六十文，铅钱一斤给制钱二十文。”令各商铺“随时收买”，待收缴有成效之时，则“捶碎缴官”，由官府“照例给价”;再加上严密查拿，“自可渐期净尽”。林则徐的这一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连年收缴以来，细查各属旧存小钱，均已缴销净尽，现在市廛行用俱系制钱，尚无小钱羼杂，是收缴已著成效。”
五、结语。
面对西方的侵略，清政府既拿不出行之有效的举措，又对改革方案多方掣肘。在此情况下，林则徐提出以自铸“银钱”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改革思想符合我国货币发展的方向，也是挽救清廷财政危机的一个希望。他既从理论上倡导“铸银钱”，又在实践上进行尝试，实开近代中国币制改革之先河。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同时亦有抵制“洋钱”，维护本国币制独立的积极意义。可惜，林则徐的货币改革思想被道光帝否决，其实践活动也因多种原因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却不能抹杀他在我国货币思想史上的价值。
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
1、‘1840年，鸦片战争——近代史开端，《南京条约》开始沦为半殖半封——(英国工业革命后需要打开中国市场)。
2、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资本输出为主取代商品输出为主(经济侵略方式改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
二、高中历史知识点之中国人民的爱国救国方案和斗争。
1、1852—1864年，——农民阶级救国——太平天国运动。
2、19世纪60—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运动。
3、18——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梁)——戊戌变法。
4、19——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辛亥革命。
5、1915—19——资产阶级激进派(陈独秀、李大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6、19——1949年——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高中历史知识点之中国向西方学习实现近代化的进程。
1、地主阶级(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军事技术。
2、地主阶级(洋务派)——学习西方军事和民用工业。
3、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梁)——学习西方君主立宪政治制度(走日本人的路)。
4、资产阶级革命派(孙)——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度(走美国人的路)。
5、资产阶级激进派(陈李)——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
6、无产阶级(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走苏联人的路)。
四、高中历史知识点之孙中山为维护民主与共和进行了哪些斗争?
1、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建立共和国。
2、19——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独裁。
3、19——护国运动——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
4、19——第一次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维护《临时约法》。
5、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6、1924—1927年——国民大革命(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
五、高中历史知识点之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分段。
1、(1921——1924年)——建党时期(2个大会1个纲领)。
2、(1924——1927)——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即“国民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
3、(1927——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或者叫“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道路、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
4、(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2个战役、1条统一战线1个大会)。
5、(1946——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或者叫“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六、高中历史知识点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分期?
1、(1949——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
(1950——1953年)——三年抗美援朝战争。
2、(1949——1956年)——八年过渡时期。
3、(1956——1966年)——十年建设时期。
4、(1976——1978年)——二年徘徊时期。
5、(1978年——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即“改革开放时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范文
每一段历史中，都有其杰出的人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一名爱国将领，他们都应该被我们这些后世的人牢牢铭记在心中，去敬重去瞻仰去怀念。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96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
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这支仅组建半年多的弱小红军在南下渭华途中遭到失败。刘志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错误，并于1933年11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新组建了第四十二师，使得革命武装又有了新的发展。
1935年1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石刻。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陕北是中国的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过13年，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纪念地和丰富的精神财富——陕北革命精神。199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诞辰90周年。习仲勋撰文纪念，文章写道：“说起来，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学的东西很多，以后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80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在纪念他90诞辰的时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革命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刘志丹作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有着令人崇敬的革命先烈精神。在革命根据地艰苦的岁月中，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良好的革命品质。他身上有太多好的精神与品质供我们学习与瞻仰，对刘志丹烈士最好的追忆方式便是去怀念去学习他的革命精神革命作风。
近代史人物评价论文【精选】
一是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做什么。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但是，党的政治先进性并不是不变的，暂时先进性并不意味着永远先进，放松自己的建设，淡化性质，迷失方向，动摇理想信念，这种政治先进性就会丧失，一切都不能说话。党史、新中国史是记住初心使命，保持党的先进性，继承红色基因，为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的历史。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是理解和思考我们党的道路，指导我们前进，上下追求的是什么，无数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依靠的是什么？总而言之，答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信念、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求复兴。
二是深刻认识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根本成果是什么，为什么。98年来，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党和人民经过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果，是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年、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8年的探索实践，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志、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公众号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信心是基于实践检验、人民选择、科学真理上的深厚积累和坚实基础信心。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是要明白我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如何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取得既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也经历了艰难，需要珍惜、不动摇。深刻理解这一点，四个自信非常坚定。
三是深刻认识为谁，靠谁，我是谁。我们做革命、建设、改革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正有为了人民，才能依靠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支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伟业。否则，什么也做不了。正因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中汲取力量，党才能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为了人民，要牢牢依人民，必须记住自己是人民公仆，不是官员，而是切实把大众路线贯彻到党的所有工作中。
四是深刻理解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是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承担这样的使命。眺望98年奋斗的历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接力赛跑的基础上，向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奋斗，是需要更多代人努力的更长的接力赛跑。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是认真思考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怎样把我们的棒跑得好，为下一代人取得好成绩。这就要求我们以成功为基础，不必在我的精神领域、成功为基础上承担我的历史责任，承担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坚持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社会革命，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步一步地脚印向美好的未来和最高的理想前进。
五是深刻理解对党的忠诚是什么，怎么办。忠诚是共产党人必备的政治品格，是党员入党宣誓时的政治承诺。对党的忠诚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这种忠诚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无杂质的、无水分的忠诚。对党的忠诚是具体的，在革命战争时代，如川巨大的贡献，杀死敌人报国，保护秘密，看死是对党的忠诚，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履行职务，敢于负责，坚持本色，也是对党的忠诚。忠于党还是实践，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守信践诺，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奋努力。
学习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要从典型的人物和感人的事例中深刻员干部对党绝对忠诚，党有团结力、战斗力，经受各种考验，克服各种困难，进一步深刻理解，新时代党员干部对党忠诚最重要的要求是坚定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则，始终在思想上自觉地以习近平同志为中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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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则徐虎门销烟(联系乡土历史)。
1839年6月，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全部鸦片。
2.鸦片战争开始的时间、结果。
1840年6月，英国舰队侵入中国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1842年8月，英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3.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识图：“焚烧后的圆明园”。1860年，英法侵略者闯入北京西郊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疯狂劫掠园中珍宝。洗劫过后，侵略者又放火烧园。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浩劫。)。
4.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侵略史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俄国采取先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然后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的卑劣手段，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千米。
5.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基本史实(结合乡土历史)。
左宗棠收复新疆。根据左宗棠的建议，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
6.甲午中日战争中邓世昌的主要事迹。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黄海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壮烈牺牲。
7.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
19，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个国家的侵略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向北京进犯。于1900年8月中旬攻入北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9月，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俄、英、美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8.简述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认识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条约主要内容：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影响：《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古老的中国开始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
9.简述《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说明《马关条约》与中华民族危机加剧的关系。
条约主要内容：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
影响：《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10.结合《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分析《辛丑条约》对中华民族危机全面加深的影响。
条约规定：(1)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3)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4)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影响：通过《辛丑条约》，西方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近代化的起步。
(1)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讠斤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2)口号和创办的主要企业：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有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创办民用工业，如湖北织布官局、汉阳铁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等。
(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4)船政学堂的内容要结合乡土历史。
2.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北：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1895年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应试举人，上书光绪帝，反对议和，请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18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又称“戊戌变法”。3.武昌起义。
19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士兵打响起义的第一枪。占领武昌城，取得首义胜利。
此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形成了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
4.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旗帜。
1911年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发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5.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胜利意义：清朝的统治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崩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在陈独秀的率先倡导下，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起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激发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促使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
1.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史实;五四精神。
19初，法、英、美等国召开巴黎和会……会议竟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一切权益转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5月4日，北京十余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和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举行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声响彻云霄。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运动。反帝爱国运动的重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逐渐由学生转向工人。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2.中共“一大”召开的史实。
19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3.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4.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
创建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革命道路的开始。
5.红军长征;长征精神。
结合地图、诗歌了解长征，知道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甘肃会师，可根据自己体会，认识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穿过草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1936年10月红军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意义：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
共同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
2.七七事变的史实，中国全民族抗战从此开始。
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
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周内，屠杀手无寸铁的南京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达30万人以上。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发动突然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4.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和百团大战的史实。
1938年春，在李宗仁指挥下，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败日军，消灭日军一万多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
1940年，在彭德怀等指挥下，百团大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
5.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6.西安事变的史实;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并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预示了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到来。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重庆谈判的史实。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已经确定。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0月10日，国民党被迫同中国共产党正式签署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著名的《双十协定》。
2.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6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3.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战略大决战。
辽沈战役后，解放东北全境。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我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平津战役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1949年4月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经济和社会生活。
1.张謇兴办的实业。
状元实业家张謇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回家乡创办大生纱厂。他兴办实业的历程，成为中华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
2.民国以来剪发辫、易服饰、改称呼等社会习俗方面的变化。
剪去辫子做中华民国新国民。
革除“大人”“老爷”等前清官场的称呼，规定民国政府的职员相互之间一律改称职务。同时规定，民间普通称呼改为“先生”或“君”。清末民初西服成为男士在正式场合首选的服装。中山装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服装。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
1.詹天佑、侯德榜的成就。
詹天佑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侯德榜发明联合制碱法，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业作做出了贡献，他发明的制碱工艺被化工界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从此中国的制碱化学工业跃居世界前列。
2.魏源、严复等的主要思想。
鸦片战争后，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清朝战败求和的刺激，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革新救国的方法。魏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
严复译述《天演论》，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变法维新，才能“自强保种”。严复以西学理论鼓吹变法，他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
3.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和近代新式教育发端的主要史实。
维新变法期间，设立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也是百日维新留下的唯一成果。它的开办，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科举制度的废除。
19，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考试。
5.鲁迅、聂耳、冼星海的主要成就。
鲁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人民音乐家聂耳代表作品是《义勇军进行曲》。
冼星海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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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预算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首要目标是使预算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目前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预算制度所应对的职能是部分的财政职能，无法完成其所应当承担的政府职能，或者说很多政府承担的职能并不是通过预算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的财政性资金来完成的。这样，一方面这部分资金的使用由于缺乏预算的约束而产生极大的效率损失和不规范的政府行为；另一方面是预算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其改革只能实现形式上的目标，无法全部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无法体现政府的职能要求，无法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与监督，预算目标当然也就难以实现，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预算制度。因此，要完善预算制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重新确认预算资金的合理范围并进行制度与管理的规范。
二、对预算外资金的界定。
其次从范围上来界定，我国在1993年以前的预算外资金的范围包括了地方财政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和地方和中央主管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以及国有企业及其主管部门集中的各种专项基金。随着《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以及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完善，自1994年以来，我国对预算外收入的范围进行了调整，将拥有法人财产权的企业及其主管部门集中的资金不再列为预算外收入。从19开始，电力建设基金、铁路建设基金等主要建设性基金（收费）被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最后从功能上来界定，预算外资金是为履行政府职能而设立的，应以服务于政府职能为目的。国家预算外资金存在的理论依据是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原则和受益原则。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获取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税收与政府性收费。其中税收可分为一般性税收与有特定用途的专用税收。专用税收与政府性收费一起构成了预算外资金的主要来源。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政府资金不论是用税收形式还是用收费形式取得，其实质都是公共品或公共服务成本费用的承担形式。而收费与一般性税收相比，可以在付费和获得政府服务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只要是收益具有明显的确定性、受益与责任具有可对称性的政府服务就都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进行经济补偿，因而政府性收费可以使公平原则在公共财政领域内得到更具体的体现。而且通过设计合理的政府服务收费体系，有利于把公众对服务的需求限制在合理并符合效率的水平上，同时也有利于公众了解服务的社会成本，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节约不必要的财政支出。
三、我国预算外资金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预算外资金的取得和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政府资金来源与公众、用于公众，理应受到立法机构的审查和监督，以确保行使的公正。而公众负担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自然也有权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但现实是，由于预算外资金名义上是财政资金，但其所有权与使用权却掌握在实际拥有它的各种机构手中，同时，预算外资金又没有被纳入预算管理，不需要通过预算的审核与批准，所以机关各机构在使用上随意性极大，却得不到公众和立法机构的审查监督，甚至也缺乏上级行政部门的有效监督。其后果是为掌握这些资金的地方提供了一笔脱离制度约束的资金。掌握预算外资金的机构就可以用这些资金支持某些脱离或违反中央政策要求的行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人民的意愿去扩张本部门的利益。同时导致预算外资金是用上的盲目性和低效率。例如，预算外资金的自主使用和其在使用结构上不顾中央的有关规定、过多地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倾斜，是造成目前经济过热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预算外资金冲击预算内收入，将财政可支配资金分散到各地方、部门与单位，造成国家财政集中性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国家财政长期陷于困境。预算内资金与预算外资金均属于财政性资金，其来源都是国民生产总值中的v和m.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量以及v和m的构成比例基本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预算外资金与预算内资金之间将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预算外资金的高速增长必然是以预算内资金的相对减少为代价的。政府的权威是以雄厚的财力为基础的，而预算外资金的过度发展，在实际上瓦解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威，严重削弱了政府履行正常职能的能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为缓解财政赤字的压力，往往不得不利用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通过更改既定的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规则来临时地筹集一部分资金。这种有违市场经济规则的做法，不仅严重危害了中央政府的信誉，模糊了其他各类经济主体对中央政府行为的预期，导致了市场行为短期化和局部化的问题，更促使地方和各部门用自己的“局部性”行为对抗中央“全局性”行为的恶性循环。
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预算外资金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四、解决预算外资金问题的法律途径。
预算外资金问题的解决是政治、经济和法律多种方法配合的结果。如果单从法律角度看，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完善立法，将全部与预算外资金管理有关的活动均列入到法律管辖的范围。其核心是要保证政府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增加其透明度和规范性，便于公众和立法机关对其进行监督，确保公共财政以满足公共需要为其基本出发点的本质得到体现。具体而言，要对预算外资进行至于范围的界定、预算外资金项目的设立、收费的标准与方式、预算外收入的保管与使用、对预算外资金的审计与监督等环节都通过法律进行明确的规定。条件一旦成熟，还要以立法的形式将预算外资金纳入统一预算管理体系，政府不论以何种手段取得收入都必须先立法，后征收。
第二，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法律规定的详细明确，才有可能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机会主义行为。法律稳定，才有权威，才能保证对于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的严肃性，才不会使之流于形式。
第三，要加强执法的力度。防止与减少违法行为的方式总的来说不外乎两种：一是降低违法行为的收益，二是提高违法行为的成本。而这两种方法都必须以严格执法为条件。对于违法获取和使用预算外资金的行为不仅要加强监督及时发现，而且一经发现要严厉惩处。这样不仅可以打击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还可以引导行为主体形成违法必受严惩的心理预期。
总之，正向其他单项的制度安排一样，预算外资金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于特定的制度环境。预算外资金的产生是以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为背景的，其发展则以体制转型时期各类经济主体对能够使放弃长期受到压抑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制度的强烈需求为依托。因此从本质上讲，预算外资金不可避免的具有过渡性。当改革进入更深层次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明确的发展目标，而改体制本身蕴涵的法制化、规范化要求也替代了改革初期对放权让利的要求，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向，这就决定了预算外资金必将经历一个由盛至衰直至最后被新的制度安排所替代的命运。
肖烨。
介绍近代史人物心得体会
近代史人物的众多英雄故事、激情与奋斗，让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了解他们的事迹和思想，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理解历史的沧桑巨变，尊重伟人们的努力与奉献。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通过介绍几位近代史人物的心得体会，来阐述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们所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念。
首先介绍的人物是马克思。马克思是19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世界。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剖析，预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到来。他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两个重要口号，宣示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和解放的必要性。他的作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被誉为近代革命运动的圣经。通过学习马克思的思想，我深刻意识到社会的变革需要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只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朝着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方向发展。
第二位我要介绍的人物是孙中山。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和民主革命家。他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开创了中华民国的历史。他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思想，认为中国应该实现国家独立、民主自由和人民幸福。他的思想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孙中山一生流亡漂泊，但他始终坚持不懈地为中国进行抗争和革命。学习孙中山的思想，让我懂得了一个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我们坚守信念，并为之付诸行动，就能改变自己和社会的命运。
接下来介绍的人物是尼古拉·特斯拉。特斯拉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发明家，他的贡献对世界的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发电机，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他的发明和研究还包括无线电通信、射频工程和电磁学等领域。特斯拉的贡献不仅仅是科技领域的突破，更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他的创造力和勇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鼓励我们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新的科学技术，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人物是罗斯福。作为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罗斯福领导了美国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重新崛起。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政策，包括金融改革、劳动标准法案和社会保障等措施，稳定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领导了美国与盟军进行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他的勇敢和坚强精神是人们向往的，尤其是在面对困难和逆境时，我们应该像罗斯福一样，坚持信心，勇往直前。
通过了解近代史人物的故事和思想，我深刻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启示和激励。这些人物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因为他们所传递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正是这些精神和价值观念，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追求进步和成功。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学习先贤，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近代史人物的心得体会
近代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塑造了属于自己的形象，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研究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分享自己对于近代史人物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慷慨激昂的民族英雄——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民族英雄，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创了新局面，而且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我的印象中，孙中山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慷慨激昂。他十分爱国，孜孜不倦地寻找中国的民主革命之路。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志向和信仰，坚持反对清王朝，呼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从孙中山的经历中，我学到了要有信念和坚定的意志，不断前行，不放弃自己的追求。
第二段：以人为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在我看来，毛泽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为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奋斗。他关心人民的生活，不断在各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种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中，他始终坚持不在统计数字和数据上偷懒，而是直接走进群众中间，去考察和了解最真实的情况。从毛泽东的学习中，我学到了要始终牢记服务人民、以人为本的宗旨，关注身边的人们，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段：温润如玉的大使——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在他的一生中，他以其高尚的品格和卓越的外交能力赢得了世人的赞誉。我认为，周恩来的最大特点就是“温润如玉”。他非常善于和人沟通，和谐地处理人际关系，时常通过谦虚、耐心和尊重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和冲突。他也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治理者，在复杂的外交场合下，他总是能以妥协的态度解决问题。从周恩来身上，我学到了要尊重他人，善于沟通，用耐心和谦虚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中的困淘，克服自己的脾气和情绪，去帮助他人，和人和谐相处。
第四段：精明能干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是松下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业务能力非常强的商人，而且也是一位实践者和思想家。在我的印象中，松下幸之助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精明和能干。他能够发现市场的需求，理解用户的需求，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他对员工的挚爱和重视也让他的企业变得更加优秀和发达。从松下幸之助身上，我学到了商业的智慧，需要耐心思考、勤奋努力、勇于创新，追求卓越。
第五段：勇敢不屈的文学家——海明威。
海明威是美国著名的作家，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他的文风具有极强的感性和激情，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勇敢不屈，无论是在文学事业还是在个人生活中，他都表现出了非常坚定的意志和勇气。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表达了他对逆境、抵抗和牺牲的崇高精神。从海明威身上，我学到了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波折，保持希望和积极的态度，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总之，近代史人物的精神和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成就，不断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它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白话文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白话文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一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师为尊的传统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个性，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逐渐遭到强烈批判，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五四”运动爆发，西方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的传入，为中国的教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无数爱国者对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一直尊崇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教师具有至高的地位，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安排，是一种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早在《尚书·周书·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绥四方。”君、师都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的，他们具有同等地位。汉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教育与政治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宋元明清时期理学思想家们制定“三纲五常”来约束学生民主意识的发展，晚清传奇人物谭嗣同提出“为学莫重于尊师”。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教育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垄断，教育的传播途径少，教师作为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自然地处于教育权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霸权地位。
传统师生关系以教师为主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为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从人伦天性出发，有利于师生间矛盾的缓和，在教育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是尊师重道的传统思想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弊端——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容器”。學生的学习喜好和对生活的观念深受教师思想的影响，缺乏对知识和生活现象的独立思考。传统的师生关系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教师以“长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顶层，学生是被教育的对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师掌握着教学的绝对话语权，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发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进师生关系新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教育观念发生剧烈的撞击，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师生关系应当如何革新的问题引发了中国有志之士开始对传统教育进行不断反思，对外来教育理念进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学制系统，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到确立。”[1]这一举措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成长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社会各个阶层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影响下，中国青年的意识开始觉醒，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都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做出了新的设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为民主平等型师生关系打下基础。
“五四”运动中平民教育思潮爆发给了更多下层人民接触教育的机会，教育不再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兴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在他们看来‘平民主义’的践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权，维护‘平等’而其关键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让社会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张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教人做人，要培养有知识、有生产能力、有社会公德心的新型学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围扩大，教育观念普及，打破了传统教育的阶层性，促进了教育的公平。随后1923年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经农两位先生共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学习教材。“北京大学学生邓康（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五四”运动引发的平民教育促进了教师育人意识的变革，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传统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人的自身发展，加强对学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养，教学开始结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长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进思想的传播，普及了知识和先进的生产经验，教师开始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内容，促进了人民思想的开化，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三）课堂角色转变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纪初期，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发表《教学合一》主张“教学合一”指出1.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2.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先生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很多学校响应，也用教学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适、蒋梦麟和郭秉文的联合邀请下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教育的运用达到高潮。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下师生关系开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教师开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转向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更加注重学生自己对知识的选择和学习。课堂不再是教师单向知识、理论传授的场所，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平等交流对话，共同探讨，各抒己见的平台。
（一）“五四”运动中师生关系的反思。
相较于传统“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五四”运动时期以学生为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运动促进了教育观念的革新，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演变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主平等作为西方教育的“舶来品”具有一定的激进性——过度主张学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没能更好的调和师生间的人际关系。
“在当时中国的整个教育实践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思想。”[5]长期以来受教育者遭受着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依旧镌刻在中国人的骨头上。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竭尽全力构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已经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主体间性、共享、平等、对话等纷纷涌入“师生关系”话语而日渐成为主流。”[6]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术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学校和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在新的时期又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考验。
（二）“五四”运动对现代师生关系的启示。
“五四”运动促进了师生关系革新，对教育现代化中师生关系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平等交流与对话，让教师从传统教育的绝对权威中转化出来，走近学生与学生相互尊重、教学相长，担当教学活动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积极引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与技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中的双主体，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构建体现了现代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特点和对教师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运动产生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社会进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产物。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关注，在发展民主平等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学生各个发展阶段中心理和认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性，促进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向着更为健康科学的方向前进。
參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55。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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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学术论文
读这本《中国近代史》感觉并不像之前的历史教科书那样枯燥乏味，反而像听一个长者在述说着一个遥远的故事一样，既充满遐想，又不失趣味和深刻。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民族复兴道路的坎坷，真可谓是“乱世出英雄“，中国近代史跨越了封建制度、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制度的三种社会体制，对于古老而守旧的中国而言，就像是一个高龄迟暮的老人要拼命奔跑着追赶一辆急速飞奔的蒸汽火车一样，显得十分力不从心，并且最后幡然觉悟，却也只能望其项背，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袭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只是输在起跑线上了，我们背负的包袱过于沉重，却还是一厢情愿的把这种包袱当成我们封建王朝的资本。
封建的思想和封建的体制束缚着我们的民族裹足不前，自以为是的王朝终于在面对强大对手的层层武力打击和主权被不断瓜分、帝制权力不保的危机情况下，终于开始图谋改变，但是顽固的士大夫阶层和封建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不肯积极的应对改革与变法，导致很多有才能、有远见的仁人志士不能被很好的重用，反而受到压迫和排挤，最终这种封建势力严重阻碍了我们民族的复兴，种.种变革的尝试都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
说实话，读近代史其实就是在读”耻辱史“，近代史从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处境一直都是”外有列强，内有**“的窘境，外面有八国列强不断的虎视眈眈，欲瓜分中国或者盘食利益;内有太平天国，义和团、匪拳，邪教、土匪，等等藩镇割据势力此起披伏，大清王朝军事落后，政治昏庸无能、明君良臣少之又少，封建体制已经不能迎合开始近现代化市场和时代，中国的领导决策者又未能及时改革，战争频繁，民怨民愤满溢，所以各地各种藩镇割据势力和农民运动不谋自发的揭竿而起，最终导致大清王朝和封建体制岌岌可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觉得对于失败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我们才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发展。
从大的方向看，中国对外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在于两点：第一，器不良，第二：技不熟。
器不良，主要是说，我们的武器军备要落后敌人很多，无论是军舰、还是枪炮，我们都远远落在了列强的后面，古语云：工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们想打败敌人，还是要先夯实最基本的基础，在作战工具上一定不能输于对手。
技不熟，主要是说，我们的战略战术，实战经验方面远远逊色于敌人，我们长期的养尊处优，让军队严重丧失了战斗力，俗话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留血“，但是当时大清朝军事还是停留在”人海战术“、”大刀长矛“十分落后的层次上，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化战争上。最重要的是，官员腐化严重，军训军政不强，军心不稳，导致士兵没有斗志和战斗力。
但是从更深的层面分析，我们就会了解，近代屈辱史的最主要的根源不在于”器不良、技不熟“，或许在于我们输在了文化和体制上。
在文化方面，这里不是说传统文化不好，而是说我们既没有把传统文化活学活用，也没有很好的借鉴学习西洋文化，反而近代的八股文科举制度的僵化不仅限制和扼杀了很多优秀并有主见、创新能力的人才，也让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都背负着严重的封建思想，所以士大夫对清政府的愚忠和守旧导致中国所谓的精英阶层不会成为中国前进的动力，反而成为了中国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最大阻力!
在体制方面(尤其政治体制方面)，中国没有及时改良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度，引进更多的民主制度，而是维持着陈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统治制度已经严重不符合工业革命以后的时代了，日本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了明治维新，开展君主立宪制的尝试，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的先进教育、文化、先进的体制和改革政策、包括利用拖欠的巨额外债胁迫列强来扶持日本的经济、军事等方面，并且积极的在列强各国设立大使馆，加强对外交流合作，这种兼收并蓄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日本迅速的跻身强国的前列，才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而导致列强随后瓜分落后的中国，并且落井下石，签下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最后直到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很多从小就接受先进的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最终折服了千千万万中华有志青年的心，中国一夜之间封建王朝就被推翻，步入民国时代!
这本书上也有分析说：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他对西洋情形和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化有足够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者速成班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经受过长期训练的!
可见思维方法是如此重要，小则影响一个人，大则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的近代史的启发，就是有形的军备我们都是可以买，但是无形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才是决定事物发展走向的根本原因，一个民族同样如此，一个不团结，价值观不统一的民族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文化、思维、精神、信仰方面的问题的话，遇到任何一个外在的问题都会陷于各种内部矛盾和无休止的扯皮内耗当中，而不能共同团结起来一致解决外在面对的各种问题，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蒋介石的政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确实很有道理，只是有很多历史学家把这句话”误读“了，其实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如不能先解决好自身的心理矛盾和内在问题，当外在的”意外“问题来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自己先暴露出问题，而疲于应对所有的突发状况!
最后一句话结束，我们都常说”修行故在修心“——其实治国何尝不是如此呢?若每个人的文化和思维理念正确了，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民主、民权、民生的社会环境下，每个人变得包容开放、并且具有不断颠覆、改变、创造、创新的文化意识，每个人都能更好的掌握自我命运、发挥自身作用的时候，这个国家自然也就有救、有希望了!
近代史学术论文
匆匆地走过求学的两年时间，毕业即将来临却依旧浑然不觉，只记得刚踏入研究生阶段时的激情与理想，细数着现今的遗憾与感慨，两年多的研究生涯让我得到了很多，也让我明白失去的是什么。
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李怀政教授，您见证了我的求学路上的磕绊与成长，在我的一段重要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指引。当我在学习上或是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您总会以开导与帮助让我重新建立起信心；而当我犯错误时，您总是细心劝导，帮助我改正。怀藏万卷书的您，总是将之前所走过的万里道路浓缩成人生真谛，传导于我们。所以，您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其实是如何做人的道理。从您那儿，我学会了很多很多。这篇论文无处不渗透着您的心血，在此，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老师，谢谢您!
此外，我还要感谢陆云航老师与林杰学长，因为有你们的鼓励，我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研究。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姐郑霞、钟冰平和黄娜，感谢我的师兄陈俊斌与王林立，感谢我的同门唐凌男和陈先特，感谢我的好友查永波、严龙、郑航星、吴金薪以及我的室友陈錾宇、陈健、王江航，感谢徐小红，谢谢你们在我论文的完成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与鼓励。感谢我家人的关怀与理解，感谢国贸班的全体同学，是你们陪伴我度过了快乐而又意义的两年研究生生活。
最后要向各位评审专家和老师致以真诚的谢意，感谢您们为本文付出了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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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鸦片战争：
19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第1次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政治腐败的封建社会制度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加没落腐朽，不仅经济停滞，十分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而且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气息。
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甚至镇压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为害甚大”，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侵斗争。这样的反动、腐朽的政府，最终导致了反侵略战争的失败。
(二)鸦片战争的影响：
1.对中国社会的危害：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第一：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使中国经济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必须与英国商定。《五口通商章程》又规定主要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为5%左右的低税率。这些规定不但使清政府成为世界上海关税率最低的国家，使清政府的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更严重的是中国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损害了中国形象，降低了清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鸦片战争后短短几年，英国等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向中国疯狂倾销商品，特别是洋布、洋棉充斥中国沿海市场，使中国东南沿海传统的棉纺织业几近破产。此外，外商还操纵中国的丝、茶等大宗货物的出口贸易，使中国的丝、茶生产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中国逐渐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这样，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第二：使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盘剥加重，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政府在财政上就已经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而《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加之列强继续向中国走私鸦片、大肆倾销商品、控制贸易，致使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不断增加税收，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最终导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促成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第三：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
2.对中国经济和商业的影响：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战前，中国经济上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有力地排斥着外国的商品侵略。战后，废除“公行”制度，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主权，外国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这种商品“重炮”，逐渐摧毁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使中国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外国在华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旧中国兴办近代企业，先有外国在华资本，后有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当洋务企业于60年代初陆续创办时，外国在华资本经营的近代工厂已有26家，其中船坞船厂10家，机器铁厂3家。这些厂在使用机器、培养技术工人、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后起的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都直接间接地起着示范作用。
3.促进国际关系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部分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鸦片战争开启了之后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4.加剧国内社会问题：清中叶自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社会已有种种严重问题，包括土地兼并、人口过剩、贪官污吏等，但在川楚教乱之后数十年的太平，使得当时的社会问题隐而不现，鸦片战争虽然直接影响的地区不多，但对于清朝的权威有所打击，许多社会上的问题逐渐浮现，造成较多的民变发生，间接促成了太平天国的兴起。
5.对知识思想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当时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忧国忧民，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而发出“外抗强敌，内求改革”的呼声，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寻求强国御海之道，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振兴。但本质上还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
虽然这个时期中国人刚刚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下惊醒，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肤浅和感性的，而且对本国封建主义的认识同样是不深刻的。但他们却开启了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大门，他们无愧是中国近代首先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中国社会转折时期思想界所起的深刻变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锐意进取的奋勇精神。新思想的萌发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启迪和召唤着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它是近代中国人民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
从历史的宏观看来，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上)的巨大差距，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物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但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此外，由于五口通商使得口岸的商人(或被称作买办)，反而较一般知识分子更先开始接触学习西方事物。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