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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吸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实行改革开放，鲜明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社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年前，这里是城郊结合部，大家吃着大锅饭，在区街办事处的领导下，2000年4月成立居委会。社区工作者从6个人增加到11人，现住居民2704户搬迁农户占70%，常住人口7014人。在这几年的精准帮扶的工作中，社区从原有低保88户，到现在66户，全面体现了“和谐社区、幸福富康”的宗旨。社区党委坚持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为目标，开展各种创建活动，利用社区资源共驻共建。社区共有党员169人，设有五个居民党支部，一个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在党员队伍中成立了党员义务巡逻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结对帮扶队等，引导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形成了“社区以人为本、居民以社区为家”的氛围。社区党委努力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谋福利，打造“幸福富康”惠服务品牌，建设惠民型社区，得到了上级部门和广大居民的认可。目前，老旧小区出新改造，环境变得优美多了，住在这19年的曹奶奶说：“之前很多人把绿化破坏了，种上了菜，让大家出行非常不方面，也影响邻居关第。现在提升改造后，变成了休闲广场，住在这里心情也好了，我们非常的满意。”社区书记表示，居民满意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会开成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提升社区的环境卫生质量。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范文
发展历程指历史的发展经过,发展过程的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的出现原因以及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等。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293.5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68.24万亿元，同比增长6.3%；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6.95万亿元，同比增长1.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9.4%。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吸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实行改革开放，鲜明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社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年前，这里是城郊结合部，大家吃着大锅饭，在区街办事处的领导下，2000年4月成立居委会。社区工作者从6个人增加到11人，现住居民2704户搬迁农户占70%，常住人口7014人。在这几年的精准帮扶的工作中，社区从原有低保88户，到现在66户，全面体现了“和谐社区、幸福富康”的宗旨。社区党委坚持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为目标，开展各种创建活动，利用社区资源共驻共建。社区共有党员169人，设有五个居民党支部，一个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在党员队伍中成立了党员义务巡逻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结对帮扶队等，引导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形成了“社区以人为本、居民以社区为家”的氛围。社区党委努力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谋福利，打造“幸福富康”惠服务品牌，建设惠民型社区，得到了上级部门和广大居民的认可。目前，老旧小区出新改造，环境变得优美多了，住在这19年的曹奶奶说：“之前很多人把绿化破坏了，种上了菜，让大家出行非常不方面，也影响邻居关第。现在提升改造后，变成了休闲广场，住在这里心情也好了，我们非常的满意。”社区书记表示，居民满意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会开成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提升社区的环境卫生质量。
从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了7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70年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变成了现在活力四射，繁荣富强的中国：中国以前的小渔村现在变成了大都市;以前的小山村的泥路变成了水泥路;铁路上了青藏高原;南水可以北调;神舟飞船飞上了天;种粮不用纳税;读书可以免费……祖国的日益强大，人民的安居乐业，让我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未有过的自豪。在这里，我要写一篇文章，讴歌祖国的沧桑巨变，抒发我心中那份爱国情感。
在我爷爷的那一代，人们开门是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我爷爷奶奶扛东西去县里赶集，光走路就要走上几个小时，卖完东西回到家，天都快要黑了。
在我爸爸的那个时代，村里人一起花钱建了一条路，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人们赶集完回到家里，还可以做晚饭呢。
现在，公共汽车就在我家门前行驶，如果还要去赶集，我想：赶完集回来还来得急做午饭呢。
现在不仅仅是交通变得方便了，人们用水喝水也变得很方便。
我爷爷小的时候，想喝水要到一条河里去挑。据爷爷回忆，那条河离家很远很远，家里人想喝水用水时，要拿着水桶到河里去挑，那条河离家有几公里远，来回要好几个小时。而且那条河的河水浑浊，挑来的水妖放上几个小时等谁中的杂物沉下去才可以喝水桶上面比较干净的水。
在我爸爸小的时候，全村人花钱打了一口井。从此，要喝水用水就不跑到大老远的河里去挑水了。但是，挑井水喝还是不太方便。现在，我们用水喝水可方便啦!只要把水龙头一开，把饮水机一开，谁就会哗哗地流出来，再也不用到河里，井里去挑水喝啦!
从1949年到2019年，我们家乡的变化真的非常大，从以前每天爬山坡，走泥路到现在每天坐公交车，走水泥路;从以前每天去河里挑水用到现在一开水龙头，饮水机水就会哗哗地流出来……既然小小家乡的变化就这么打，那我们的祖国岂不是变化更大。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变得更加繁荣富强!啊，我为我这个繁荣富强的祖国感到无比自豪!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2]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重温党史、新中国史，进一步理解守初心、担使命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就是要让学习教育变成“家常便饭”。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如同家家户户吃家常小炒。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各民族的食俗五花八门、各有风味，提到好吃的家乡菜，似乎每个人都能如数家珍，回味无穷。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该像老百姓吃家常小菜般稀松平常。“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修好必修课，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从心底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从党史、新中国史这道“家常小炒”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在我们的家常便饭中蕴藏着健康的秘密，吃对了就是大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些风雨兼程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斗前进的现实基础。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学党史、新中国史”主题活动要注重实效，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可以精心组织、全员参与，好似烹饪美酒佳肴般令人唇齿留香，久久回味;也可以自学自省、汇报思想，如同烧几道粗茶淡饭，也能更接地气，让人吃得津津有味。
将党史、新中国史这道“家常小炒”炒成一道“舌尖上的中国”。走遍大江南北，尝过山珍海味，最惦记的还是家乡菜，尤其是妈妈做的家常小炒，清爽不油腻，充满家的味道。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是由一位位革命先烈、一位位共产党员用血泪谱写的壮丽诗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是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初心的家国情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共同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更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融入到工作生活之中，强化爱岗敬业意识，矢志追求、努力拼搏，以工作实际彰显人生价值，在平凡的工作中书写壮丽人生篇章。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党员干部要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修好“终身课”，练就“金刚体”，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深学细悟定信念，修好“思政课”，挺起“硬脊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党员干部有一副硬脊梁，百折不挠、顶天立地。如何挺起硬脊梁，祛除“软骨病”，党员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案头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全面、客观、准确地理解深刻要义。要把党史新中国史作为“手中卷”，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把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工具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坚持修好“思政课”，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练就钢筋铁骨，挺起人民靠得住，重任扛得起的“硬脊梁”。
自省自警强党性，修好“检视课”，涤荡“净心灵”。“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自省是荡涤心灵尘埃的“清新剂”，自警是抵御外来诱惑的“防火墙”。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重大考验和重要历史使命，党员干部作为建党治党的骨干力量，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期待，对照身边优秀榜样，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审视思想，清除尘埃;审视言行，撕掉虚伪，审视工作，摒弃不为。要以前车为鉴，自敲警钟，避免出现“昔日观看警示片，而今已成片中人”的讽刺现象，时刻自省自警，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实践实干增本领，修好“实践课”，锤炼“铁肩膀”。当前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有不少硬仗要打，有不少硬担子需挑，正所谓“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党员干部要崇尚实干，力戒空谈，强化实践，埋头苦干。把基层当作磨砺品格的“磨刀石”，检验素质的“大熔炉”，增长才干的“充电源”，主动到基层一线“啃硬骨头”、到艰苦地区“涉险滩”，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断积累经验，找到解决难题的实招硬招。坚持修好“实践课“，通过实践淬炼，增长才干，锤炼铁肩膀，勇担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防疫防汛、乡村振兴等急难险重任务，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面对飘扬的国旗亿万双眼睛注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亿万颗心灵伴随祖国母亲一起搏动。抬头仰望，发现鲜艳的国旗已在共和国的上空飘扬了半个世纪。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共和国已走过了七十个春秋。七十年前，“洋油”“洋面”还充斥着中国的大江南北;七十年后，许多国产已遍及世界各地。
七十年前，我们的祖先还把汉代的耕梨插进。
二十世纪的农田;七十年后，现代化机械已开进中国的农家。
七十年前，港澳游子还站在金门望厦门;五十年后，归国侨胞已站在厦门望金门。一样的遥望，却是两样的情形。
七十年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依旧淳朴中隐着聪慧，荒中透着俊季，可再也听不见那血泪凝结的叹息，更也找不到贫贱不堪的足印，再也寻不见你昔日枯瘦蹒跚的身影，麦穗和齿轮构筑的太阳，伸出金色的臂膀擎着一片晴空，逶道而来，斩断阴霾的剑光在普照众生的沧桑。
你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管身边的风云如何的变幻，始终坚定地沿真理的方向勇往直前。你般迎着八面春风，在辐射的节奏里，眺望着更加灿烂的前程。
我灵魂的纤绳永系向你风帆的桅杆;。
我手中的彩笔，永远写你壮重的风姿;。
面对飘扬国旗，血液在奔涌，思绪在沸腾，理想的根须在土里扎得更深。
面对飘扬的国旗，我们已把自己溶入母亲炙热的胸襟。
习近平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总书记又一次在重要讲话时强调学好“四史”的重要性。学习“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只有学好“四史”，于字斟句酌后有所悟，于字里行间中有所得，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真正成长为人民满意、组织放心、国家需要的优秀干部。
从“党史”中汲取“信仰之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翻开近一百年的党史，中共党员从南湖红船上的13人壮大为9100多万人是震撼人心的伟大发展，“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鼓舞人心的伟大征途，宁死不屈的江姐、鞠躬尽瘁的焦裕禄是感动人心的伟大战士……合上书本，细细回味，就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个体勇于献身、集体迎难而上，中国共产党员的队伍才得以不断壮大，党的最高纲领才会有真正实现的那一天。“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党员干部要从“党史”中汲取“信仰之力”，要明白党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要能够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支撑，我将无我，换取“众生皆饱”。
从“新中国史”中汲取“斗争之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中国人民敢于和自然斗争，地震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竭尽全力组织救援，疫情面前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筑牢防线;中国人民也敢于和敌人斗争，美苏封锁之下科研人员自主研发“两弹一星”，朝鲜告急之后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更敢于和歪风邪气斗争，面对黑恶势力全国人民形成合力重拳出击，八项规定出台全党上下反腐倡廉打虎拍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党员干部要从“新中国史”中汲取“斗争之力”，要有敢于斗争的勇气，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畏首畏尾、知难而退，必须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也要有善于斗争的能力，在工作中历练自身，在“黄沙百战”中练就一副“能力金甲”，实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目标，真正得以“挥剑斩楼兰”。
从“改革开放史”中汲取“创新之力”——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党中央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奉为圭臬，敢于做删繁就简的“减法”，破除思想观念上的“藩篱”，扫除体制机制上的“桎梏”;勇于做领异标新的“加法”，广泛宣传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特区。“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给予深圳改革开放“排头兵”高度评价，党员干部要从“改革开放史”中汲取“创新之力”。要培养创新思维，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不能一味生搬硬套，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要学会转变思路，将“创新”的理念融入其中，学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工具，不断完善工作方式方法，实现提质增效，成长为工作领域内的“创新之花”。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务实之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主义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成立，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二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创造变为世界旗帜，而这两个“里程碑”有一个共同的“基石”——务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党员干部要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务实之力”。一方面，要有“务实”的行动，从书本上得到东西是远远不够的，绝不能眼高手低、纸上谈兵，必须要“撸起袖子”“卷起裤脚”，落实到行动中;另一方面，要有“务实”的技巧，要继承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落实过程中精准把脉、对症下药，这样才能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要想预知未来就必须回顾历史。党员干部学好“四史”，从其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就能够看清中华民族未来的路，就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在复兴路上不断向前。
新中国钢铁工业60年发展历程及成就回顾
中国历经五千年沧桑巨变，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与爱戴，我们的国家也必将越来越强大。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人民苦难深重，社会一片黑暗。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80年的时间里，先后经历过太平运动、戊戌变法、义和运动„„人民在苦苦探寻摆脱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可是无一例外，这些运动都失败了。1911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然而，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人民依旧生活在苦难之中。
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大义凌然赴死的夏明翰同志；有毛主席挥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年仅十七岁牺牲的刘胡兰同志；有面对刑具毫无惧色的江姐„„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心怀共产主义信念的这些共产党员、革命先辈，有了他们牺牲个人、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及一切维护和平的海内外人士，经过28年的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等反动势力，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新中国的起步却是异常艰难，国民经济的极端落后、满目疮痍的社会现状给了我们的党极大考验，并且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步伐。经过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工农业建设、科技发展、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伟大决策、方针、政策的出台、执行，我们的国家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展。
一、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人民银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两大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1998年以来，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实现了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2003年4月，央行票据成为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式，人民银行采取市场化发行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相结合，建立了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从2004年起，人民银行创新性地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人民银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07年1月4日，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正式运行。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有序开展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简化利率管理、扩大利率浮动区间。改革再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
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及时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金融宏观政策。一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货币信贷总量控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收回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增加支农再贷款，加强支农再贷款限额的地区调剂。二是适时微调各层次存贷款利率水平，加强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促进商业银行改善信贷结构。督促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控政策，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对过热行业和高能耗、高排放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加大对“三农”、灾区重建、中小企业、就业、助学、农民工和非公经济等的信贷支持，引导农村信用社扩大支农信贷投放。
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有所缓解，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08年4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已由2003年最高点的21.6％降至16.94％，中长期贷款快速增长势头趋于减弱。2008年4月末，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近3.43万亿元，同比增长30.49％；农业贷款余额达1.72万亿元，比2002年末增长1.5倍。金融调控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密切配合，促进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稳步推进金融业改革。
四家银行注入资本金。四家银行股份制改造顺利完成并成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规范，资本充足率显著提高，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逐年改善。截至2007年末，工行、中行、建行、交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09％、13.34％、12.58％和14.44％，净利润分别为827.24亿元、678.05亿元、691.42亿元和202.74亿元；四家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87％。同时，国家注资获得了明显收益，实现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正式启动。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也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方向深化改革，其中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光大银行注入等值于人民币200亿元的美元作为资本金，标志着光大银行改革重组取得实质进展。国家开发银行获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资200亿美元，并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要求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
成果，历史包袱得到有效化解，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支持“三农”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人民银行积极推动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2005年起山西等五省（区）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截至2007年末，已成立7家小额贷款公司。
三是外汇体制改革顺利实施。1994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我国正式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银行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加强对资金流出入的监测和平衡管理，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新汇率制度在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保持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人民银行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措施。
了对金融机构包括从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到市场退出全过程的风险监管框架。外汇管理部门。
围绕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加强贸易收汇结汇管理，从严控制短期外债资金的流入，强化对外资房地产企业外债及结汇管理，在全国范围开展打击地下钱庄专项行动，查处了一大批外汇违法违纪案件。人民银行牵头建立了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反洗钱法规逐步完善，将反洗钱监管对象和义务主体范围由银行业扩大到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并查处了一批洗钱犯罪案件。二是采取有力措施化解历史形成的金融风险。国家通过向部分国有金融企业注资，在推动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中化解金融风险。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改造重组城市信用社，稳妥撤销、关闭和处置一些有严重问题的证券公司。通过中央银行资金支持和一些财税政策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经营机制转变。采用市场化方式处置风险，建立和完善个人债权收购管理制度。
三是探索建立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组织金融稳定自评估工作，探索建立各行业的风险监测与评估框架，初步建立了“中国金融稳定监测指标体系”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控股公司的分行业监测指标体系。初步建立了金融机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加快构建投资人保护制度，初步设计完成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框架，推动建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和保险保障基金。
四、金融市场在规范和创新中加快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
一是货币市场不断完善。1996年1月3日，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开始运行。同年，人民银行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成立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了国债回购制度。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努力增加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交易成员，不断完善交易和信息系统服务功能。2003年—2007年，我国银行间市场累计交易量达14万亿元。2005年5月，人民银行重新启动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方式从原先的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两年多来，短期融资券市场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二是外汇市场逐步成熟。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为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制度支持。建立了外汇一级交易商制度，完善了人民币汇率间接调控体系。通过引入国际通行的询价交易方式、做市商制度，改进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有力地促进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的发展。银行间人民币远期、掉期市场也取得长足的发展。
易，进一步丰富了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和避险功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规范开展。
四是黄金市场平稳快速发展。2001年4月，人民银行宣布。
取消黄金“统购统配”的计划管理体制政策，中国黄金业开始步入市场化发展道路。2002年10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设立，并保持快速平稳发展，已成为世界上现货黄金场内交易量最大的贵金属交易所。2003年3月31日，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停止执行黄金行政审批项目，标志着我国黄金市场发展与国际黄金市场进一步接轨。
五、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银行着力推进提升我国金融业服务水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全国推广运行大小额支付系统和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支付清算效率明显改善，实现了大额资金支付的零在途；大力推进境内外银行卡联网通用，在13个省（市）开通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国库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财税库银横向联网工作进展顺利，国库办理直接支付、农民各项补贴发放、库区移民补贴发放、公务员和教师工资发放、社保基金收缴和拨付等试点取得显著成效；建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加强金融对外交流与合作。
1、g20和其他多边组织框架下积极开展对话。
加快提高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经过特别增资使我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由第八位上升到第六位；2006年，我国被增选为bis董事会成员，陆续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部收入委员会、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欧亚反洗钱组织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织（fatf）。
人民银行改革和开放30年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本在于党中央、国务院面对复杂和严峻的形势，高瞻远瞩，迎难而进，果断决策，择机推出了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举措。广大干部职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更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巩固和发展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范文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新中国钢铁工业60年发展历程及成就回顾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双百”方针“二为”方向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地方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廊坊市2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曾经沙荒地上建起的城市如今已经成为京津走廊上的一颗明珠。经济的迅速发展、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理想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廊坊落户,廊坊经济领域的各方面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化背景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人员在语言领域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水平不仅被作为衡量人才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更起到提升职业能力、增强竞争力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高职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期望值不断增加,高职英语因其实用性强的特点受到企业更多的重视和青睐。英语成为高职院校中一门越来越重要的课程,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高职英语改革的新方向。
目前,高职英语在高职院校各专业中普遍开设,为生产、技术、服务等方面培养英语应用型人才。他们的活动领域更贴近实践,直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一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但是,一直以来,高职院校的学生生源多样、英语基础薄弱、英语水平相差悬殊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对英语学习缺乏信心和兴趣;大班英语授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单一的考核方式也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高职英语人才培养,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近年来,虽然高职院校改革成绩斐然,但高职英语改革似乎与高职院校改革的步调不统一,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更谈不上质量优势。主要因为高职英语还没有建立起适合于高职特色的教学模式,不能适应高职培养目标的要求,以至影响了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近几年,高职学生的整体素质呈整体普遍上升趋势,对高职英语的需求也有了变化,而高职英语改革没有能跟上社会经济变化快速的脚步,还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普通高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培养高等应用型英语人才,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新时期高职院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高职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要求学生在加强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在具体培养过程中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以培养语言应用能力特别是实用能力为改革方向,英语课程不仅应打好语言基础更注重培养学生用英语处理日常事务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教育部2006年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提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为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高职院校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能力标准为依据,以交际能力(尤其要加强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依托,始终把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英语人才培养规划,以便更好地为区域经济输送应用型人才。
(一)遵循高职英语教育原则对人才培养模式分层,改变大一统模式。
高职学生不能与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同日而语,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能力更是参差不齐,所以必须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设计、调整好人才培养层次,突出职业岗位的重点能力,有所侧重,并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各项语言技能协调发展,分析和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不同需要,通过“用中学,学中用,学用结合”,为高职英语学习者高效地获取职业或专业所要求的语言交流形式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适合高职学生的客观实际。
首先对教材分层。高职院校应转变观念,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树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观念,根据实用的原则和不同的培养目标选择适合学生所学专业的教材,这是作到因材施教的根本做法;其次,学生分层。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把全班学生分为一般、中等、优秀三个级别,进行分级人才培养;第三,人才培养目标分层。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结果的呈现方式而不断调整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的教学,预先积极地做好教学规划,保证每一位学生最大限度地实现最有效的学习。设置有差异、挑战性的教学目标,激发每个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兴趣、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分三层:基础目标、中等目标和高等目标,据此设计不同的学习任务,来达到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遵循高职教育理念,树立能力本位观念,准确进行师生定位。
遵循高职教育理念就是坚持“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让学生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边学边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使英语改革具有高职实用特色。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正视学生的个体差异,通过鼓励、帮助、引导学生参与英语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要为学生创造展示自己特长的舞台,使学生在英语活动中增强信心。因为语言不是“教会”的,主要是“练会”的,有趣而具有挑战性的练习会增加学生的信心、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其次要准确进行师生定位,重视情感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许多学生的学习心态急躁、自信心不足。布卢姆的研究证明,造成学生学习差异的25%的因素是由情感前提特性决定的,如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学习习惯、方法,个人的毅力及信心等,都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时,应当注重提高学生对英语的认识,培养兴趣,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帮助。积极的情感介入可以增强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和良好合作,增强学习者英语学习的热情和信心。
(三)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倡导多样的学习方式,改革测试方式。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兼顾学生的不同需求,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知识基础选择相应的方法,克服传统单一的培养模式和学生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也符合社会多人才多样性的需求。
1、大力提倡有指导的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掌握科学的自学方式将使他们终身受益。例如:提前给学生安排预习新课的任务,自学新的单词和短语,提前了解课文内容,并要求他们带着问题上课。这样长期坚持就会帮助学生提高自学能力。这在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有重要作用。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同时,利用网络提供音频、视频等资料延伸课堂容量,开阔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提高英语语言应用水平。
2、弹性分组的合作学习是高职英语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
在合作学习中,同学们互相协助,通过提高个人的学习效果达成团体的目标。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合作程度、兴趣等进行分组。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伙伴学习,也可单独学习。进行活动时,先由学生分组讨论再实施个别提问,这样的活动安排会给基础差的学生一个回忆、思考和向别人学习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他们对英语的畏惧,提高成功率。合作学习的评价标准和奖励依据是以小组为基本单位,是一种按照小组总体成绩来进行奖励的教学策略。小组合作学习一方面培养学生用英语交际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精神和能力。不管在学习中还是在今后工作过程中,它会使参与者产生归属感,更乐意参与并容易树立自信心。
3、小组调查法是一项小组合作探究、讨论和设计相结合的学习活动。
让学生在课外调查和集中资料,在课堂上报告、展示和评价调查结果。首先安排好学习任务,各组再将任务落实到人。课后开展调查,包括查阅资料或社会调查找到与话题相关的材料,或通过采访了解情况。调查结束后,各组利用课余时间整理,集中资料以准备小组报告。最后,各小组派代表向全班介绍、交流或展示。小组调查法有助于同学之间的协作、互助,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改革测试方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评价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多维评价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是一项成功的激励机制,也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差异评价不仅要关注学习结果,而且要重视学生的平时表现,这样对学生的评价更为全面。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这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平时更努力地学习,避免了单一评价模式的偶然性结果,起到了“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的作用,有利于反思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克服了传统的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病,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得到尊重和发扬,符合为地方经济输送不同专长人才的需求,是一种符合高职院校英语现状的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高职英语改革只有坚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才能使地方经济发展因获得人才和智力支持而更快更好地发展,而高职英语可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而得到更大的发展,两者只有互相依存,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党员干部要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修好“终身课”，练就“金刚体”，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深学细悟定信念，修好“思政课”，挺起“硬脊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党员干部有一副硬脊梁，百折不挠、顶天立地。如何挺起硬脊梁，祛除“软骨病”，党员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案头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全面、客观、准确地理解深刻要义。要把党史新中国史作为“手中卷”，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把党章党规、***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工具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坚持修好“思政课”，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练就钢筋铁骨，挺起人民靠得住，重任扛得起的“硬脊梁”。
自省自警强党性，修好“检视课”，涤荡“净心灵”。“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自省是荡涤心灵尘埃的“清新剂”，自警是抵御外来诱惑的“防火墙”。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重大考验和重要历史使命，党员干部作为建党治党的骨干力量，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期待，对照身边优秀榜样，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审视思想，清除尘埃;审视言行，撕掉虚伪，审视工作，摒弃不为。要以前车为鉴，自敲警钟，避免出现“昔日观看警示片，而今已成片中人”的讽刺现象，时刻自省自警，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实践实干增本领，修好“实践课”，锤炼“铁肩膀”。当前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有不少硬仗要打，有不少硬担子需挑，正所谓“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党员干部要崇尚实干，力戒空谈，强化实践，埋头苦干。把基层当作磨砺品格的“磨刀石”，检验素质的“大熔炉”，增长才干的“充电源”，主动到基层一线“啃硬骨头”、到艰苦地区“涉险滩”，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断积累经验，找到解决难题的实招硬招。坚持修好“实践课“，通过实践淬炼，增长才干，锤炼铁肩膀，勇担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防疫防汛、乡村振兴等急难险重任务，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妇女节的发展历程
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workingwomen'sday，简写iwd)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联合国女权和国际和平日”(unitednationswomen'srightsandinternationalpeaceday)，在中国又称“国际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劳动妇女罢工游行集会以来，至21世纪已走过了百余年历程。在不同的地区，庆祝的重点有所不同，从普通的庆祝对女性的尊重、庆祝对女性的爱到庆祝女性在经济、政治及社会领域的成就。由于这个节日一开始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发起的政治事件，这个节日和众多国家的文化都有融合，主要在欧洲，包括俄罗斯。
节日起源在联合国介绍国际妇女节的网页上，把“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归因于20世纪初期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大事，这些事件包括：
美国社会党人在1909年将2月28日定为全国妇女日;。
为纪念在一战中丧生的近200万俄罗斯妇女，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俄罗斯妇女举行罢工，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4天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布赋予妇女选举权。可以说，正是上世纪初这一系列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的女权运动共同促成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而不是人们想当然的“国际妇女节”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
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条件，19世纪30--40年代，英、法等国进入到机器工业大发展的阶段，以大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制度，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而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在各国取得胜利，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资产阶级妇女积极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妇女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开始兴起;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思想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启发了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觉悟，是妇女运动产生的直接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在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先进女性冲破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束缚，走向社会，拥有与男子同等抗衡的社会分量。然而，新兴的男权政客依然蔑视妇女，于是她们开始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发展沿革设立国际妇女节的想法是最先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西方各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经济扩张阶段。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使得各类抗议和罢工活动此起彼伏。
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尽管后来当局出动警察攻击并驱散了抗议人群，但这次抗议活动促成了两年后的3月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
纽约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举行示威游行接下来的数年里，几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类似的抗议游行活动。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08年，当时有将近15000名妇女走上纽约街头，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十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和享有选举权(妇女选举权)等，并喊出了象征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的“面包加玫瑰”的口号。第二年有2000人参加双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个妇女节集会。
首次庆祝妇女节是在1909年2月28日，当时美国社会党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在每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纪念活动。这样每年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1913年。
1909年服装女工发动总罢工，2至3万衬衣女工为了长达13周的寒冬增加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而参加罢工。妇女工会同盟为被捕的罢工者提交保证金和大量的罢工基金。
1910年8月26日—27日，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前夕蔡特金以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身份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全世界被剥削工人的国际团结早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原则。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强大影响，党内有诸多倡导女权者，包括像克拉拉·蔡特金这样的领导人。这次代表会议有17个国家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代表了工会、社会主义政党、职业女性俱乐部，还包括第一次当选为芬兰议会议员的3位妇女。受到美国女工及其社会主义姐妹们行动的激励，蔡特金起草了一份《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规定，“各国无产阶级有阶级觉悟的政治组织和工会一致同意：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节日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的选举权要求。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和认真地筹备。”
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关于确立国际妇女节的决议，更没有规定哪一天是妇女节。19世纪美国妇女的独立标志际妇女节的具体日期。所以，1922年之前庆祝这个节日的活动随机性较强。
1911年3月19日，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妇女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德国各地举行了争取选举权的集会，仅柏林一地就有50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妇女也都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总共超过一百万人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6天之后的3月25日，纽约发生了著名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火灾吞噬了140多名制衣女工的生命，这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和犹太移民。而恶劣的工作条件被认为是导致如此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这场火灾后来还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的妇女们也于1913年3月8日走上街头，通过举行和平集会等形式反对战争。
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为纪念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和劳动妇女反对政府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而举行的起义。这一起义导致巴黎公社的诞生。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后来还证明是俄国革命的前奏。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期间，彼得格勒女工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于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举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示威游行，要求得到“面包与和平”，参加了有9万男女工人进行的罢工。后来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德国国际妇女节海报起义，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alexandramihalovnakollontai)说服列宁将3月8日设为法定假日。苏联时期，每年都会在这天纪念“英雄的妇女工作者”。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以后，由于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被反动派杀害，因此，1919-1921年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都选在3月5日这一天。这天是卢森堡的生日。
列宁于1920年和1921年发表的《迎接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妇女节》两篇纪念文章，都是在3月4日写的。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8个国家的82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保加利亚的女共产党人建议，为了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第二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
此后，各国无产阶级妇女每年在这天都以不同形式来庆祝自己的节日，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其目的不仅仅是争取妇女选举权了。从1922年开始，苏联《真理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在3月都开辟专栏，介绍国际妇女节和各国无产阶级妇女的斗争以及生活和工作情况。
中国人首度公开、正式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在1924年3月的广州，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从1924年中国人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以来，该节日己经成为了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运的重要场域。“三八”国际妇女节代表革命传统及其作为中国百年妇运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关注到妇女问题，在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这一后来以一贯之的妇女运动指导方针。随后，向警予出任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多次在上海领导女工斗争，仅1922年一年间就在上海的六十间丝厂、三万名女工中先后发动中共妇女运动领导人动十八次罢工。
但是当时中共内部妇女力量薄弱，1922年6月时只有女党员4名，到1923年6月时也不过13人。建立广泛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需求迫在眉睫，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就在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一年，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改进会议，再次改组国民党，在新修订的党纲与总章里规定设立“妇女委员会”，以“调查国内外妇女状况，并研究国内妇女问题之解决方法”。
1924年初的广州，妇女就学就业的机会很少。据统计，全市女老师、女医务人员只有200多人，女学生也不过6000多人。国共实现合作后，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靠近港澳的广州妇女开始接受国际妇女革命运动的影响。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促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何香凝作为中国国民党早期最重要的妇女运动领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13]这一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党务部门，国民党的妇女部同样关注“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将妇女解放与国家救亡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妇女工作有着基本的共识。
当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遵照两党的决议，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各级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向警予、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中共早期妇女工作领袖都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沪、粤等地的地方党部妇女部担任领导职务。
1924年广州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不仅成为中国首次公开的“三八”节纪念活动，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重要场域，“国际妇女节因而也成为广大妇女教育、检阅自己力量和加强团结的盛大节日。”
1924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部会议上，何香凝提议在广州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由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何香凝承担了纪念活动的筹备事宜。
1924年3月3日，广州执信学校作了题为“国际妇女节之性质”的专题讲演，介绍妇女节的历史与意义，这个演说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党首次向中国大众介绍“国际妇女节”这一概念。
1924年3月4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以部长曾醒名义发出通告，呼吁广州地区各妇女团体于3月8日举行游行示威，响应全世界妇女的“大团结示威运动”，并派代表参加3月5日下午在执信女校召开的筹备会议。翌日下午2时，广州各界妇女代表数百人在执信女校大礼堂举行筹备动员会，推举何香凝为会议主席。何香凝发言，3月8日广州妇女的游行示威将是中国第一次组织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意义十分重大。与会代表热烈鼓掌，并纷纷对组织好这一活动建言献策。
1、1975年澳洲妇女运动街道分发有关妇女问题的传单，以唤起市民的注意和动员各界妇女参加大会和游行;2、3月8日上午11时在第一公园举行示威大会，请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通知省立、市立各校学生全体参加;3、会后在市内马路举行巡游，并准备汽车队演讲队随同出发，请市公安局派军警保护;4.确定各种旗帜标语，如“解放中国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钱、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等。
《广州民国日报》为广州纪念“三八”节活动呐喊助威。3月5日该报发表《庆祝国际妇女日》一文，详细介绍“国际妇女日”的历史及德、英、奥和苏俄等国庆祝“三八”节活动情况。3月6日又发表题为《妇女日》的时评，指出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受制于“男权”，“几不自当为人”，强调国民党中央提议举行“三八”妇女日活动，目的是提高妇女的觉悟，革除陋习，进而谋求妇女的“觉悟”、“独立”。3月7日，该报又刊登《国际妇女日之运动》，通告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的“三八”纪念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巡游路线，向广大妇女发出了动员令。
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位于市中心的第一公园内的音乐亭搭起了临时舞台，“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横幅悬挂正上方。会场四周也张贴了“妇女要求劳动权”等标语。10时左右，执信学校、高师学校、法政学校、市政学校、女子职业传习所、保姆学校、图强学校等30多所学校学生、各界妇女约2000多人参加。11时大会正式开始，由广州工读学校校长沈慧莲主持。之后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介绍了“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及纪念它的意义，痛述了广大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鼓励妇女坚决地走“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自求解放的道路。”
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和口号。廖仲恺也前来助兴，并发表《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也应邀参加并讲话，支持妇女群众运动。与会妇女群情激昂，“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排除纳妾和一夫多妻”等嘹亮口号此起彼伏。
妇女顶起半边天活动在1979年得以恢复——使得1924年以来，“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重要场域的传统得以继续。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确认普通妇女争取平等参与社会的传统。1997年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和民族传统习俗，选定一年中的某一天宣布为联合国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日。联合国的倡议导致为实现男女平等建立了国家法律框架，并且提高了公众对于迫切需要在各个方面提高妇女地位的认识。
发展历程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做为一支担负治安保卫任务的人民武装力量，它有着自己光荣的历史。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适应对敌斗争和巩固人民革命政权的需要，在各个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就曾先后建立了不同名称的担负治安保卫任务的人民武装力量，如警卫营、警备团、保安团、保安大队、保卫大队、保卫队、警卫队、政治保卫队、除奸团等，担负着保卫首长、警卫机关、肃清特务汉奸，看押罪犯和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在这漫长的民主革命动岁月里，这支部队都是人民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人民军队一起成长壮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各级人民政权的相继建立，担负治安保卫任务的人民武装力量也相应有了发展。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公安部建制领导，担负党中央、中央政府和北京的治安保卫任务。同时，存较大的城市中，已有由人民解放军为骨干组建而成的公安总队、公安大队、纠察总队，在省、地区和县组建了警卫营、警卫连、公安大队、保卫队、执法队等，在铁路沿线组建了铁路公安武装。此外，在解放较晚的边沿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建立公安武装，当时，这些部队大部分属于各级政府公安机关建制领导，一部分属于军队系统建制领导，主要执行警卫首长、机关，警备城市、剿匪肃特、看押罪犯、维护社会治安和守护铁路等任务。第一、建立中国人民公安部队（1949年10月--1950年9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卫国家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保障民主改革的进行，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规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制定了《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的方案》，于一九五零年一至五月，将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于各级公安机关。经过整编，除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两个师和一个团）外，另新建和改建了三个公安师。十二个公安总队、一个纠察总队、一个警卫团、三个省公安团和若干个公安大队、公安中队和公安队。
同一时期，国家公安机关在边境上开始建立了边境管理机构和部队，开展了边防工作。
第二、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0乍9月--1955年7月）。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一九五零年起，公安部队进行了全国性的整编，逐。
渐将编制、番号、供给、装备等各不相同的公安武装，整编为统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遵照中央军委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电令，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公安部队，于同年十一月八日成立了全国公安部队司、政、后、干领导机构，并相继成立了中南、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和铁道公安部队的领导机构和华北地区公安部队（由军委公安司令部直接领导）。至一九五一年十月，按军委批准的总定额，接管和组建了二十个公安师另三个团。
省、市以下地方公安部队，遵照军委、政务院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联合命令，仍属各级政府公安机关建制供给，其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政治工作，由各级公安部队司令部代管。
根据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五日《中央批转公安部第一次全国边防保卫工作会议的决议》，公安部对各地的边防机构和部队也进行了整编。除中苏、中蒙边境外，各大区和边疆省、市先后成立了边防局（处或科）、边防分局、边防团、海防大队、派出所和检查站，隶属于公安机关。云南、西藏：边境以及深圳、珠海一线的边防任务，由迸驻该地区的解放军野战部队担任。
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部队，于一九五二年上半年，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隶属于军事系统，担负内卫和边防任务。
第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1955年7月--1957年8月）。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根据国防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批准的公安部队整编定型、定额方案，全国公安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国防部七月十八日公布公安军番号，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这次整编，将专区和县公安部队移交给公安机关，改为“人民武装警察”。中央公安部成立武装民警局，各省公安厅成立了武装民警处。基本上又恢复了一九五二年以前的形式，同时，将担负岛屿、要塞守备任务的边防公安部队拨归将军区建制序列．中央大区和省直属公安部队改为公安军，军委、各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改为公安军司令部，撤销了省公安总队部机构，由省军区兼公安司令部。
第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7年9月--1958年12月）。
一九五七年一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为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决定裁减军队数量，提高部队质量，撤销公安军番号及其领导机构。八月，公安军番号撤销，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原公安军司令部缩编为总参警备部，负责研究和指导全国内卫、边防业务，指挥领导直属公安部队。七个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和三个军区公安部队、处亦于三月至八月先后撤销，沈阳、北京、济南、兰州军区司令部设警备处或卫戍勤务处，其他军区由作战、情报等有关部门负责内卫、边防业务工作。
第五、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1959年1月--1963年1月）。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党中央批准军委《关于公安部队整编问题的报告》，决定于一九五八年年底，将公安部队担负看押劳改，守护铁道和一般厂矿企业的内卫部队，中苏、中蒙、中越边境、沿海内湾和对外开放口岸的边防部队，以及机关、学校公安机关，改为“人民武装警察”。担负中央、各行（市）警卫、剿匪治安、守护重要铁道桥梁和军工厂矿任务的内卫部队，沿海边防部队，仍属军队序列。总参警备部与公安部十六局合编为公安部四局，各省公安厅以民警处为基础，成立了人民武装警察总队部，实行了以块块为主的领导关系。
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的领导和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组织纪律性，提高战斗力，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党组《大于改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体制的报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建制仍属公安机关，领导体制改为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在部队各项建设上，受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在执行公安任务和公安业务方面，受公安部领导。第六、改称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1963年2月--1966年6月）。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总理传达中央的指示，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的番号。一月十六日，军委、公安部的电令指出：关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名称，业经中央批准，改称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起即启用新名称。其建制和领导关系仍按现有规定不变，即继续实行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
第七、整编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7月--1982年6月）。
“文化大革命”前夕，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自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起撤销公安部队这个兵种，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公安部队领导机关改编为第二炮兵指挥领导机构，将全国公安部队分别整编为独立师，团、营、连和县、市中队，归各省军区或卫戍区（警备区）领导。第八、重新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2年6月至今）。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党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党组《关于人民武装警察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将人民解放军担负的地方内卫任务及其执勤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三个警种统一组建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公安部成立人民武装警察总部，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成立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地区（市、州、盟）公安处（局）成立人民武装警察支队，县（市、旗）公安局成立人民武装警察大队或中队。新组建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公安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部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并接受上级武装警察部队的领导。在编制序列、服装式样、供给标准、纪律要求、教材训练、边沿地区的协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经常性的工作，实行由公安部门分级管理、分级指挥。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各级机关，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给合的制度，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供给标准，享受解放军的同等待遇。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几十年来，虽然这支部队的名称、番号和领导体制几经变化，但实践证明，它是党和国家不可缺少的一支武俟力量。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这支部队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全体指战员的积极努力，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光辉业绩。
（一）领导体系。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隶属于国家公安系统。受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设有领导机关武警总部,机关编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武警总队，地区(地级市、州、盟)设支队，县(旗、县级市)设中队或大队、站、所。有的总队还编有直属支队，按支队、大队、中队、排、班的序列编制。各级武警内卫部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武警领导机关领导；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归公安部门领导；武警水电部队、黄金部队和交通部队,业务上分别归公安部和能源部、冶金部、交通部领导；武警森林部队实行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以林业部门为主、中央和地方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均接受武警总部的指导，编制序列与内卫部队大体相同。武装警察部队装备轻便、精良，有自己的服装式样、识别标志和军衔等级，其内务制度、纪律要求、队列基础训练和政治思想工作等则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关条令、条例和规定。
中国武警部队现任司令员是吴双战上将，此前几任司令员是杨国屏、李刚、李连秀、周玉书。现任政委是隋明太上将，此前几任政委分别是李振军、张秀夫、徐寿增、张树田和徐永清。
（二）任务。
武警部队的任务与职责：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组建于1982年6月19日，由内卫部队和黄金、森林、水电、交通部队组成，列入武警序列的还有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内卫部队由各总队和机动师组成。武警部队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宗旨、原则，按照其条令、条例和有关规章制度，结合武警部队特点进行建设，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享受人民解放军的同等待遇。武警部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国家重要目标，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战时，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防卫作战。
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武警部队设总部、总队(师)、支队(团)三级领导机关。武警总部是武警部队的领导指挥机关，领导管理武警内卫部队和黄金、森林、水电、交通部队。在中国各级行政区划内，省级设武警总队，地区级设武警支队，县级设武警中队。在执行公安任务和相关业务建设方面，武警部队接受同级公安部门的领导和指挥。
和平时期，武警部队主要担负固定目标执勤、处置突发事件、反恐怖任务，并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固定目标执勤，主要是担负警卫、守卫、守护、看押、看守和巡逻等勤务。具体负责国家列名警卫对象和来访重要外宾，省级以上党政领导机关和各国驻华使、领馆，国际性、全国性重要会议和大型文体活动现场的安全警卫；对监狱和看守所实施外围武装警戒；对重要机场、电台和国家经济、国防建设等重要部门的机密要害单位或要害部位实施武装防守保卫；对铁路主要干线上的重要桥梁、隧道和特定的大型公路桥梁实施武装防守保护；对国家规定的大中城市或特定地区实施武装巡查警戒。处置突发事件，主要是对突然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违法事件依法实施处置，包括处置叛乱事件、骚乱及**事件、群体性治安、械斗事件等。反恐怖，主要是反袭击、反劫持、反爆炸。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主要有黄金地质勘察、森林防火灭火，参加国家能源、交通重点项目建设，遇有严重灾害时，参加抢险救灾。（来源：武警成都指挥学院招生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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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发展历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它记载着井冈山星星之火的赞歌，
它记载着遵义会议的力挽狂澜，
它记载着延安窑洞的灯光，
它记载着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的军号嘹亮。
这里有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
这里有共产党人的英雄壮举。
光芒四射闪耀辉煌，
足迹点点写满激昂。
100个春秋，100年风雨兼程，铸就历史永恒的丰碑，100年历史，100年艰辛探索，党的青春风采依旧。100年！一段记忆，一种成长。
古老的东方在沉睡，五千年的文明在黑暗的旧中国中沉沦，山河破裂，千千万万生灵涂炭，威武的雄狮在东方沉睡。来自黑暗反抗黑暗的呐喊在中国的上空回荡，唤醒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自尊自强，黎明中闪烁的曦光带来希望的光明。一声召唤一声枪响，肩负着实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重任的队伍，高举着红旗，以前仆后继的姿势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驰骋纵横，揭开了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新篇章。
年轻的党在成长的过程中历经种种挫折，种种磨难，有过犹豫的徘徊，有过错误的选择。但是，前进的号角从未停顿，激昂的斗志从未消沉。伟大的党的脚步始终在前进。在前进中发展，在发展中前进，不同的探索时期，依据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适时先进的政策，保证党的先进思想，他带领着勤劳勇敢的中国人锐意进取，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举目瞩目的奇迹。在他的带领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他的带领下，发展科技，提升综合国力，实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他是所有中华儿女扬眉吐气仰首前行的带路人，是支撑中华民族的脊梁。
新的时代，新的篇章，新的时代，新的纪元。充分发挥这先锋队的积极作用，用“科学发展观”理论为指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开拓中国新的局面，使中国站在世界的最前沿。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党曰为人民服务。血乳交融，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党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使这支红色队伍所向披靡。作为年轻的一代，让我们伴随十七大的脚步，共同沐浴那一缕春晖，共同追随十七大的神韵，在鲜红的党旗引领下，朝着理想，向着目标。就像钢铁铸造的雄鹰，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今天的。
演讲。
你是东方升起的一轮朝霞，
晨曦中我们沐浴着你明媚的霞光。
鲜红是你不尽的追求，金黄是你永远的新装。
铁锤伴你做一路先锋，镰刀振起你高翔的翅膀。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无边的天地，
中华腾飞的宏愿使你豪情万丈。
当伟大复兴的巨轮启航，
征途上，你是全方位导航的灯塔。
火红的党旗永远飘扬！
党的历史永远辉煌！
谢谢大家！
发展历程
“星艺装饰”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2013年。
2月10日（大年初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星艺艺术院的春节大型艺术设计特训活动（庐山特训营）进行了报道。
3月在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成立25周年庆典大会上，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评“突出贡献单位”，余敏总裁荣获“突出贡献奖”、设计师郭晓华、袁霄、魏已成荣获“优秀设计师”称号。
星艺文化理念重新提炼和颁布：
星艺价值观：客户赞许员工依恋社会尊重。
广告语：把装修交给我们您放心上班去口号：我们一起努力„„。
8月，经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复审评定，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第六次荣获“aaa级”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8月22日，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设计学会理事会换届大会在丽江召开。星艺创始人余工当选名誉会长，星艺设计研究院钱际宏当选会长，徐橘当选秘书长。
10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道总工会批准，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正式成立。
10月22日，工会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从140名会员代表中采取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7名工会委员、3名经审委员、3名女职委委员。
10月29日，第八届“中国企业报刊(通讯)大会”在重庆举办。会上，经由国内新闻界、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对呈报的材料进行审核，《星艺装饰导报》在众多国内报刊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第八届“中国企业报刊金纽带奖”“中国优秀企业报刊奖”“中国企业报刊封面奖”“中国企业报刊摄影奖”“中国企业报刊杰出主编奖”五项大奖。
12月7日9日，ciid第二十三届(哈尔滨)年会开幕。会上，2013年第十六届中国室内设计大奖赛“学会奖”颁奖揭晓：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荣获2013年度中国室内设计学会奖“最佳设计企业奖”；广州工程总公司知名设计师谭立予设计作品《2807号公寓》荣获住宅工程类金奖；集团总设计师、星艺设计研究院院长、星艺设计学会会长钱际宏和广州工程总公司知名设计师谭立予分别荣获“中国五十位优秀青年室内设计师”荣誉称号；南宁公司设计总监李明荣获“中国优秀青年室内设计师提名奖”荣誉称号。
12月底，由星艺装饰文化传媒中心策划编著、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运作的大型设计专著“一个城市的幸福”系列图书陆续出版发行。
2012年。
2月16日，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成立20周年庆典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长李秉仁先生、副会长刘晓一先生和中国住宅装饰装修委员会秘书长张仁先生莅临大会。会上李秉仁会长发表重要致辞对星艺装饰在行业自律、诚信经营、社会责任等方面充分肯定，并对星艺装饰的未来赋予了厚重期望。三位领导并为庆典大会题词，李秉仁先生的题词：“高举科学发展旗帜，转变发展方式，创新经营管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刘晓一先生的题词：“星级服务乃企业文化建设之本，艺术家装集全球风格总汇。”张仁先生的题词：“二十年行业领先，再续写辉煌篇章。”
星艺装饰创始人余静赣先生作了题为《做装修，就是做亲戚，做幸福》的重要讲话。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董事长周晓霖先生发表了题为《星艺的力量》的重要讲话。
庆典组委会邀请了全国客户、媒体、行业协会、合作伙伴和同行代表400余人参加了大会。
庆典大会上表彰了在企业发展20年来作出卓越贡献的10位功勋集体，20位功勋人物和60位杰出人物。
《星艺的力量-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成立20周年庆典纪念》大型图书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图书为集团首次以品牌名义向社会发行的出版物。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前会长、88岁高龄的张恩树先生再访星艺装饰并题词：“忠于品质，致力幸福。”
10月29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企业内部报刊（通讯）大会上，经全国新闻界、学术界资深报刊主编、专家和官员组成的评审团评审，《星艺装饰导报》以其鲜明的舆论导向、丰富的版面容量、厚重的标题质量和标准的文字质量等总体优势，一举奇得“中国企业报刊金纽带奖”、“中国优秀企业文化建设传播奖”和“中国企业报刊杰出主编奖”。
11月8日在中国建设学会室内设计分会ciid2012第22届年会上，我集团荣获“最佳设计企业”称号。设计师谭立予的作品《mayu汇景新城》荣获住宅、别墅、公寓工程类金奖。设计师谭立予、郭晓华的作品《xy财东十楼》荣获办公工程类银奖。
成立23家子公司，初步完成“集团-子公司-分公司”的三级管理架构。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第一次会议上聘任了新一届经营班子。余敏任总裁。
2011年。
在由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主办的“2010先驱中国之夜”颁奖典礼上，星艺装饰荣获“2010年度绿色环保企业奖”。
江西美术专修学校落户星艺艺术学院。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新网站正式上线。
在央视一、二、三套进行品牌强势推广，掀起星艺二十周年庆典高潮。
在井冈山全国经理人特训期间，提炼出“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乐观向上的创业精神；诚实守信的立企精神；不断进取的学习精神；成就大我的大爱精神之”“星艺精神”。
星艺装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证书。
《星艺装饰导报》荣获“2011中国十佳企业传媒”。
2010年。
星艺装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
确立了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为“经营大爱”，品牌核心价值观为“奉献幸福”。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正式成立，母公司名称变更为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4.14玉树地震后，全国爱心涌动，为灾区捐款。集团公司对玉树灾区的土旦才培、桑措等十五位大学新生进行完成学业的爱心助学捐助。
集团公司与阆品（lpl）软装设计机构强强联手，由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台湾和香港六大国际采购定制机构、14个国际定制工厂基地及30多位全球顶级设计师加盟，倾力打造“传承不可复制的永恒家居”，开创了中国国际家居定制模式的先河，星艺装饰由此迈上了家居全球化的道路。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设计学会正式成立，余工任名誉会长，钱际宏任会长。
在中国国际空间环境艺术设计博览会、亚太空间设计师筑巢奖作品展览会及第四届国际艺术和平展上，星艺装饰荣获“2010年亚太优秀设计企业”、“201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家居设计机构”两项大奖。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设计研究院成立，钱际宏任院长。
星艺装饰与淘宝网签定战略合作协议，“星艺装饰旗舰店”登陆淘宝商城。
《星艺装饰导报》荣获“2010年度广东省优秀企业报刊”。
星艺印象国际家居馆成立，相继推出“星艺”牌装修主材。
星艺设计师荣获第八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八项大奖。
2009年。
“星艺有我四海尽飞扬我因星艺人生畅豪情”——由郝峻作词、金旭庚作曲的企业歌《星艺人》录制并发行。
《岁月留痕，星艺传说》——星艺最新企业宣传片问世。
广东星艺装饰有限首届董事会、监事会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周晓霖任董事长，冷忠任监事长，首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了经营班子，余敏任总裁。
由董事长周晓霖领队，星艺经理人、设计总监14人赴美国考察。
罗照球主任代表星艺装饰出席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四川行活动，受到国家领导、国家部委领导、四川省党政领导亲切会见。
在中国民营企业系列成就颁奖典礼上，星艺装饰荣获“最具成长性民营企业奖”。
2008年。
星艺装饰荣获“广东省著名商标”。
星艺装饰被广东省工商局评为“2007年度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5.12汶川大地震后，星艺装饰分别在都江堰、德阳、安县、捐建三所爱心学校。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授予我司“企业信用评价aaa级信用企业”称号。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总结表彰大会暨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大会上，星艺装饰荣获“改革开放30年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最具影响力企业”称号；星艺创始人余静赣先生荣获“改革开放30年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杰出贡献人物”称号；星艺设计作品“颐和山庄毓秀阁1702室”等一批施工工程荣获“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示范工程”大奖。
2007年。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名誉会长张恩树视察星艺装饰并题词：“创新发展，行业领先。”
星艺装饰获“广州市著名商标”。
星艺装饰荣获中国建筑装饰装修协会“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百强企业”称号。
2006年。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星艺装饰，这是星艺首度被中央级新闻媒体关注。
在“第六届中国室内设计双年展”这一中国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室内设计展上，星艺设计师占据二十多幅获奖作品中的六席。
《星艺装饰导报》创刊100期。
2006年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装饰装修委员会成立大会暨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会胜利召开，星艺装饰高票当选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装饰装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为星艺装饰颁发“知名品牌企业”、“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aaaa级诚信企业”、“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企业创新奖”、“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特别贡献奖”等多项大奖。
2005年。
星艺装饰品牌事业部成立。
组织百名经理、总监到欧洲考察。
发布“全国联保宣言”。
星艺装饰当选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长马挺贵亲临星艺装饰总部视察，高度评价星艺装饰。
在行业的地位：“行业发展的引领者、排头兵。”
星艺装饰与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联合发布《2006年中国室内设计流行发展趋势》。
星艺装饰被中国双百峰会组委会评为“2005年中国家居产业最具影响力装饰公司”。
星艺进驻全国2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直营公司达256家。
2004年。
星艺装饰商标名及标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成功注册。
星艺装饰创始人余工奔赴法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士、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日本等国家考察。
2003年。
100余名经理人在清华大学进行学习培训，拉开了星艺经理人每年半个月到国家重点大学脱产学习培训的序幕。
余静赣先生在江西丰良创办“星艺艺术学院”，成为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加油站”。
2002年。
星艺装饰与国家建设部合作，分别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举办公装特训班，培训工程项目经理200名、工程监理120名。
星艺装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广东省建设厅颁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选派14人分赴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攻读mba，成为业界首例。
2001年。
“绿色家装万里行”大型系列活动在广州、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福州、杭州、成都、石家庄、厦门、深圳、中山、珠海等二十个城市同时举行，成为业界首家倡导健康、生态家居理念的装修装饰企业。
2000年。
向社会发布企业质量标准qb01/t07—2000《住宅装饰装修验收标准》。确立品牌目标：“为行业做榜样，打造中国人住的名牌”。
购珠江花园物业——星艺大厦作为公司总部基地和内训中心。同年，星艺设计岛在珠江花园正式创立。
1998年。
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资500万，设立“广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星艺”取“广州市天河三星建筑设计艺术中心”之“星”和“艺”）继续承接原广州市天河三星建筑设计艺术中心所有业务，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对外拓展，在全国开设分支机构。
确立品牌log。
确立红色为企业标准色。
首创“家装现场咨询会”模式，该模式演化为星艺在全国独具一格的“家装文化节”。
首推“装修质量锤”宣言——“让工地开口说话！”自觉将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交给客户和社会监督。从而走上打造“星艺装饰”品牌之路。
1997年。
9月28日，第一家分支机构——深圳公司开业，开始实施“棋行天下的品牌扩张战略。
《星艺装饰导报》创刊发行，星艺装饰网站建立。
《星艺居》创刊。
确立团队口号：“我们一起努力！”
1996年。
在广州主要媒体发布广告，成为全国业界首个在媒体发布广告的装饰装修企业。“把装修交给我们，您放心上班去！”成为品牌广告语。
“做装修=做朋友”的沟通理念形成。
1993年。
注销三星服务部，并同时设立广州市天河三星建筑设计艺术中心，继续承接原三星服务部所有业务，创始人余静赣先生担任总设计师。提出十年目标——进入中国家居装饰行业三强。
1991年。
余静赣先生在广州创立星艺雏体——三星服务部，属全国最早在工商部门。
注册的民营家装机构。
党的发展历程范文党的发展历程范文
(1919—1927)。
中国共产党创建于20世纪代初。中国共产党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采取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方法，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举行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下进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国民党中的先进人士一起，在北伐军中发挥了骨干作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共产党内发生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1927—1937)。
1927年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残暴统治，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连续多次击败国民党的军事“围剿”.
在革命走向复兴的时刻，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党再次受到严重损失。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随后，党领导红军以异乎寻常的坚强毅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救国的纲领，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深入敌人后方，发动人民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军民逐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领导敌后军民坚决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并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逆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6年6月底，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挫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踊跃支援前线。国民党统治区掀起的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运动，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路线。“中间路线”遭到破产，人民民主统一阵线更加巩固和扩大。国民党政府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中。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愈战争创伤，调整旧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我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各方面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左倾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左”倾。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右倾。
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教条主义。
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特点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党的发展历程范文党的发展历程简介党的发展历程简短介绍
1、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发展党员工作十六字方针，以壮大入党申请人队伍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为基础，严格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2、加强对青年教职工的培养。一是政治上引导，党支部要引导青年教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向党组织靠扰；二是思想上帮助教育，当青年教职工提出入党申请后要及时确定联系人，采取定期谈话方式，帮助思想上进步；三是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和业务上发展；四是生活上关心，使其感受党组织的温暖和关心。对于条件成熟的教职工及时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并做好培养工作。。
3、对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做到普遍教育、重点选拔、专人培养。第五党支部要定期组织向学生讲授党的基本知识，启发政治觉悟，鼓励他们靠近党组织，对其中有入党意愿、基本素质好、二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重点启发和引导，鼓励其递交入党申请书。对申请入党的优秀学生，经党支部考察后，及时列为入党积极分子，确定专人进行培养。
4、突出实践培养和实践锻炼。各支部要通过工作实践考察入党动机和思想表现，要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内活动，有意识分配任务，特别是对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要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为他们提供接受组织考察的机会。
5、严格执行制度、遵守程序。各支部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基本程序图》的要求，坚持党员标准，严格把握培养、教育、考察、审批等环节，切实做到工作不走样、程序不变通，要求不降低，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的规范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