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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论文(实用22篇)

时间:2024-01-15 06:37:13 作者:FS文字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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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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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当前对贸易协定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均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是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国贸易政策制定是为了改善其贸易的外部条件,而根据贸易条件的外部性理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使得他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因此,各国在制定单边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会陷入囚徒困境的。贸易协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国摆脱这样的一种囚徒困境,主要有经济学方法和政治-经济的方法。另一个分支则是从合约的性质出发,认为无论是政府之间的博弈和政府与国内的私人部门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均无从得知对方对于贸易政策的执行,以及之后贸易协定可能的改变等有关的信息,主要有承诺的方法和不完全合约理论。

一、承诺的方法。

承诺的方法认为贸易协定是一种增强信誉的途径,主要研究政府与国内部门之间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国内各部门则做出相应的生产或投资决策,而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如果随意性太大,就会出现信誉问题。政府是在生产者的决策做出之后才制定其贸易政策,而此时政府会认为其关税选择只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这就造成了政府事前和事后关税选择偏好的区别。而当生产者理解政府的刺激意图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后,会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这种生产决策的扭曲就是贸易政策随意性的真实成本。承诺的方法实际上的区分了政府的事前偏好和均衡的事后偏好,此时,用承诺的方法来研究贸易协定的基本观点就是,政府根据事后偏好所作出的最优关税决策如果用事前的偏好来衡量,是次优的。因此,贸易协定能帮助一国政府承诺一种能更好的服从其事前真实偏好的关税选择。

麦格吉和诺德瑞古兹对承诺的方法,用效果模型做了解释。把关于贸易协定动机来源于贸易条件改善的理由剔除掉,并且允许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能形成院外活动集团。此时,政府对国民福利和来自院外集团活动集团的捐助进行评估,而出于政治的目的组织起来的那个部门会比其在自由贸易时要大,以至于产生投资于该部门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捐助所带来的保护。这就造成了对资源配置均衡的扭曲。而反过来,这种扭曲会带给政府一种承诺实施自由贸易的内在动力。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承诺的利益在于投资的扭曲可以被事先遏制,成本是政治租金的损失。因此,政治作用的特殊成果关系到是否决定选择自由贸易的承诺,只有贸易在政府对院外活动集团而言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时是具有价值的。承诺的理论还可以用松山(matsuyama)模型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一个行业的投资高于足以降低其成本的时候,政府就可能会设法消除对这一行业的保护。当时,私人部门此时往往会以不投资的手段,以此确保政府刺激政策的维持。而其贸易伙伴在政府不撤销保护政策时,往往会采取报复手段。因此,政府基于此种考虑,往往会在投资没有开始时偏向于自由化,而这种选择也会使得私人部门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在贸易协定中的应用。

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合约形式的存在,具有合约的一般性质,因此一些学者从合约的角度展开了对贸易协定的研究。首先,wto/gatt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其本身就是不完全合约(在贸易协定中既包括许多固定不变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又存在一些部分受限制或根本没有限制的灵活性政策工具),认为在许多领域的贸易协定,必然均有不完全合约的性质。这是由于成员国政府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在没有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只有在违约成本大于立约成本时,贸易协定才能得到履约。因此,他们认为wto协议在制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鼓励效率违约,并阻止非效率违约的制度。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贸易协定从结构上看,有对合约国有刚性约定的部分,也给合约国留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政府在设定国际贸易协定时,也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方面要调整当前国内的政策,使本国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要使国际贸易协定能应对未来可能现在的变化。此时,合约制定的越完美,其成本越大。这是因为完美的贸易协定需要涉及太多的细节,这就使得相关的费用,如由于合约拖延的时间造成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律师费用以及多个国家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争议以及突发时间的处理等。因此,在应对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时,为控制成本,国家往往不会选择签订一个最优的贸易协定来解决问题,而是会退而求其次,签订一个次优的贸易协定。此时贸易协定或者更具有刚性的,或者是给合约国留有更多自主决策权。

三、fta与wto/gatt。

fta之于wto/gatt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两者均是以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解决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帮助各国走出单边贸易体制下的“囚徒困境”。从承诺的方法来看,政府在签订贸易政策主要考虑与国内部门的博弈。一国加入wto在享受相关出口的优惠条件的同时,也必须开放国内的市场,使得国内的一些产业会面临国际上的相关产业的冲击。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外条款,对国内的一些部门提供优惠的政策,以保护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些措施在开放的初级阶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通常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发展到不需要保护政策到时候,这些产业却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场外利益集团,干预政府的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取消对其的优惠政策。显然,此时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垄断造成的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同时也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产生不良影响(贸易失衡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因此,从承诺的方法可以得出,政府是偏向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以避免上述出现的情况。而当政府决定参与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时,政府可以选择与本国产业结构互补或者不相冲同的国家或者地区签订贸易协定,那么政府就可以尽量减少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且可以利用加入fta的契机,推动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改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况。以上论述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而多哈会谈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原因。那么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完全合约理论从贸易协定签订的成本以及违约成本的角度来解读贸易协定。从这个角度来看,wto/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为节约谈判成本,达成的协定均给予协定签订国很大的自主权(例外条款),这种形式的贸易协定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贸易条件均发生较大的改变的情况以至于政府违约收益高于遵守约定时的收益,参与国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例外条款甚至违约,这就使得最初达成的协定逐渐失去约束性,为了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有效,必须进行第二轮的谈判,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参与wto的国家逐渐增多,以及贸易量以及贸易的方式日渐丰富,贸易协定所需要涉及到了内容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为达成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是巨大的。当前多哈会谈进展缓慢,其原因就在由此。

但是对于fta,参与国家的数量较少,而且签订国可以有选择行的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签订fta,这就使得签订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较低,因此能相对容易的达成贸易协定,并且在日后对贸易协定再谈判时,面对的困难也较小。

上述的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国际贸易多变体制进展缓慢而区域自由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对比,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就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而fta就类似与市场经济体制。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自由贸易,就能较为清晰的理解这类问题。

历史教学论文

历史教学是关于历史学的教育,而社会科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便可知历史教学与社会科可以发生联系。全美社会科协会对社会科课程的解释为:“社会科是一门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进行整合研究的课程,旨在促进公民能力的发展。在学校课程中,社会科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恰当内容,为学生提供了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统的社会研究机会。”[2]从社会科定义的角度可知,历史学可以作为材料为社会科所用,进行综合的研究。在韦斯里的社会科课程“六型说”(包括各科目独立型、非系统相关型、系统相关型、统合型、中心统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统合型”便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反之,社会科作为一门综合性质的课程,当然也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这体现在如果运用社会科的研究视野,当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时,思路就会更加宽广些,研究的角度会更加灵活多变,同时更能够较容易地去理解历史、感悟历史。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摘要:新时期素质教育的提出和终身体育发展的需要,给我国的体育教育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马斯洛的理论原理,分析体育教育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中,以学生为参照物,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关键词:教学创新体育教学终身体育。

putforwordnewrequestinourschoolphysicaleducationinsuchrespectsasteachingorganizationform,teachingcontentandteachingmethodetc.

thearticletriestoanalyzetheschoolp.e.coursegoalandteachingarrangementundernewsituationthrough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andhowtopromotethestudentstobeengagedintheactivityoflifetimephysicaleducation.

1前言。

教师的自我反思是“教学创新”的动力,教学创新的基点,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应当扮演引导者、启发者、咨询者的角色,“教学创新”意味着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依据素质教育的基本观念在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中,应建立以“强身育人”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打破以传授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适应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理念,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知识和体育锻炼方法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论,使学生在校形成终生从事体育健身的意识和能力。

2分析传统学校教育模式。

近几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广与实施,“终身体育”思想的普及,学校体育作出了重大改革,但从总体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些学校的体育教师尝试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新颖的教学内容,例如在体育课理论基础上适当增加加人文知识,在教学模式上采用快乐体育和成功体育,但回到教学中,教学方法仍以竞技运动训练为依据,新的理论、新的模式的实施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教学目的'仍旧回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仍是以授课为主,培养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淡薄,体育健身知识匮乏,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已日渐显露。

2.1培养的学生体育健身意识差,学生健身知识匮乏。

现在有很多地区初中升高中,必须进行体育加试。其中有一项是排球,学生在考试时可以在一分钟内轻松垫七八十个,体育课不用想象,一切围绕排球中的垫球。考入高中,教师在排球中仍以垫球为主要内容,甚至到了大学还把垫球作为考核标准。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很少再去练排球,偶尔碰一下排球也只是作为“工作小插曲”。这仅仅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反映出如果再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朝传授体育健身知识、方法和方向发展的话,将来的终身体育将引人深思。

2.2以技术为中心忽视体育健身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

现在体育教师队伍中,约有90%以上是“正途出身”也就是说从体育学院毕业后专门从事体育教育的。而这些教师在大学的学习中实际学的也是竞技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即传统教学方法。教师一拿到教材,想的是自己怎样去教给学生,而不是考虑学生想要学什么;教师之间主要谈技术问题,生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外行”;在一些学校引成开口训练,闭口打比赛的习惯。所以新的教学安排无法正常实施,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更不用谈终身体育。

2.3教育的创新意识差,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

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师会毫不费力地去使用传统教学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不必动脑筋去创造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不担任何风险,再说我们许多老师自己也没有学过,就很少考虑增加新的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为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终身从事体育锻炼,必须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文化知识、体育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孔子曾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会经常参加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3更新观念,树立新的“体育观”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并通过人来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服务。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发展的需要,人要求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活动的中心,也是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配合德育、智育、美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这就明确提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依据和目标。

体育应该刻在人的心中,给学生应施以终身体育教育的思想,促进他们的身体,朝正常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体育教师,都要树立“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新观念,不能只着眼于上好一节体育课,而忽视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体育健身能力。除了培养学生必要的运动技能外,应考虑“终身体育”的要求,将体育教学内容与未来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着重培养学生的健身意识和参与意识,能够使体育成为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一部分,并逐步内化为一种品格。

3.1丰富学习内容,加强理论学习。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人有七个不同需要,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求知与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较高级的需要,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比较低的需要之后才能出现。所以可以看出体育活动不仅能满足学生强身健体的基本需要,还能满足学生社会交往,人格尊重,愉悦身心,实现自我价值等各种更高级的社会性需要。

教师就应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与爱好,引导学生明确体育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加强体育学习和体育活动的能力;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和教学水平,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变化教学形式和方法等,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正当需求。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3.2认真贯彻新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由于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往往是在认识学习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个教育,首先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而学,学习体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后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同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明确总的学习目标,如整个中学或大学期间的学习目标,某一学年的学习目标,还要结合学生实际,帮助他们设置和明确符合他们自身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真正把对学生的客观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学习需要。例如,在排球课让一个无法扣球的学生确定一个月后能够扣球的学习目标,第一周进行教师抛球,学生原地起跳扣球的小目标,然后降低网高,来进行扣球,再逐渐上升网高的目标,随着一个个阶段性小步子目标的实现而达到最终目标,这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身心能量,使学生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增强自尊和自信,从而不断提高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强度和持续性,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3.3提高教师教学的艺术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快乐体育也好,成功体育也好,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和喜爱体育的内驱力,个体一旦对某种活动产生了兴趣,就能提高这种活动的效率,体育学习活动亦是如此,对体育活动的浓厚兴趣会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他们愉快地进行学习,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是以活动为主体。根据“能者为师”及“三人行必有吾师”,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角色互换,提高教学艺术性的教学方式,以新的知识、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学习。同时教法的生动、变化、营造了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自编体育游戏、体育舞蹈,适当使用音乐伴奏,投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有这样,学生对体育的学习和活动,才能慢慢提高兴趣,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最后才能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参考文献。

[1]季浏.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学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2版。

[2]钟启泉.体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

[3]白凤瑞.新形势的高校体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j].

体育与科学,2001年5月第3期。

广西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对于中国文学教学改革研究,国内高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学目标,针对以往注重知识积累的弊端,为适应时代对人才要求的变化,提出要以培养人文素养和提高应用实践能力为教学目标;二是教学内容,针对以往重史和重理论的传统教学模式,提出要读文本、读经典、重本轻史;三是教学方法,探索了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总之,学界基本是在宏观上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教材)体系与模式、课堂改革、教师风格化教学等不同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加以研究和尝试,以期提高教学效果。然而,这些改革,总的来说,效果并不是很好。

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对地域文化资源的整理归纳利用,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这一问题,以期在微观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然目前已有之研究,基本停留在微观层面,即主要探讨引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诸种意义和作用,论述也较为简单。

总的来说,对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研究,学界的研究仍是尝鼎一脔。因此,本文试图将广西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实践考察,以解决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这一难题。

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发挥高等学校文化传承创新作用”、“加快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等要求,广西高等教育应将中华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合到教学和学术创新活动中,注重人文素养的培养,确立培养“创新文化人才”的教育理念,发挥高校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大学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华民族优秀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价值观念的变化,在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国古代文学与其他很多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在现代高校教育中日益“边缘化”,课时也在不断压缩。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普遍存在“学习古代文学有什么用”的疑问,认为学习古代文学没有前途,学生的学习目的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并不是为了获得文学修养,因此,学习的积极性普遍较低。学生中不仅对于古代优秀的作家作品不甚了解的大有人在,如许多大学生都没有看完四大名著,而且他们对于地方文化特质和文化名人等更是茫然不知。这样的现状显然不利于学科体系建设。因此,对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

此外,当前广西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但是文化建设相对不足,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进行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的教育,将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广西文化建设。尤其是,自 2012 年以来,广西重点培育打造“14+10”产业体系,全面实施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国家战略,推进广西—东盟经济圈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是文化的建设,广西需要大量从事文化传播工作、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的人才,这就要求广西高校培养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人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探讨地方历史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长期以来,教育界只注重古代文学的基础课功能,而忽视了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众所周知,文化和文学只有在传播中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故对古代文学这门课程进行了重新定位:既强调其基础课的功能,又要突出其文化传播功能。因此,古代文学这一门课程,应该改变以往的定位,而重新定位为要为广西培养适合的文学与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以服务于广西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另外,广西各历史文化名城是广西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中心,若以学生身边的地方文化为突破口,将容易集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若能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将是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措施。而且,作为传统课程的古代文学得益于传统而又囿于传统,从教学内容上来说,普遍遵循的套路是注重重点词、句的解读,并没有注重对其内在的文化内涵进行理解性教学;而从教学手段来看,也主要采用的是背和记相结合的模式。因此,课程改革极易流于形式。而若将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融入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中,将地方文化作为古代作品理解的图释者和人文素质教育的承载者,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培养学生热爱乡土的情怀,教学改革则较易操作,而且也符合高校目前专业课程设置趋于实用性和多样性的时代趋势。

总的来说,古代文学在教学中引入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这是改变古代文学教学中只重“史”之文学历程,而忽视古代文学史之空间地域特色之弊端,让学生从时空两维度立体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途径。古代文学教学与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的结合,既让古代文学教学更具实践性与现实性,又让学生参与地方历史文化宣传与保护,对推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无疑有着示范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教学改革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虽然今日中国高校众多,教材繁杂,然本人在多年的教学中,发现对古代文学的教学,大致还是延续写作背景、作家生平以及作品介绍等教学模式,这就极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探索该课程教学改革,应主要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转变观念,引入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从教材、课程、教法上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教学改革。

(一)教材改革

目前的古代文学教材普遍使用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及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很难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有学者指出“教学研究的变革,归根到底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它需要理性思维的力量,它要求研究者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编写一本题为《广西历代作家作品选》的纸质本教材。该教材当是一本既能体现广西地方文化特色,又能培养人文素养的作品选读教材。教材编写的主要内容如下:

1. 选择作品的标准要能体现广西地方文化的特色,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及适应教学的需要,选择具体标准有:(1)与文化名胜古迹有关;(2)为广西历史文化名人所作;(3)能彰显地方文化特色;(4)具有乡土情怀。

2. 作品的编写体例拟遵循以下原则:(1)作家传记类资料。主要包括作者列传、传主与广西有关的论述以及后人的若干评价等。(2)文本原文。通过查阅地方志、地方诗文词集、地方民俗文化、地方历史文献等,精选经典作品。(3)研究资料。提供学界不同学者所撰写的关于作品或作家的论文,一篇作品选择二、三个不同的代表性看法即可,以为教学提供多元理解的资料。(4)思考与练习。选择某篇作品,涉及几个主要问题,主要是引导学生去深入思考理解作品;练习的形式多样,包括读书笔记、文学评论、文学创作、文学采风等等。(5)作品数量控制在 100 篇以内。不限于广西籍作家的作品,与广西有关的作家或作品均可入选。

(二)课程改革

1.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设置广西地方文学教学的专题版块。依照《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等著作,将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渗透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如讲述先秦神话传说时,可引入广西壮瑶等族的'“布洛陀”、“莫一大王”、“一幅壮锦”、“百鸟衣”、“盘瓠王”、“密洛陀”等民间故事;又如讲述唐宋代文学时,可重点讲述客桂文人的文学活动,如柳宗元、李商隐、苏轼、秦观、黄庭坚、范成大等;又如在讲述明清文学时,可重点介绍桂籍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如蒋冕、戴钦、吴廷举、岭西五大家、临桂词人群体等。

2.重新设计实习实训环节中的“文学创作与采风”的课程。通过与广西各地景区的联系与合作,让学生前往实习,以宣扬广西地方文化为主题进行文学采风与创作,将课堂理论知识的教学转为实地考察,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调研、作业检查等方式,丰富古代文学教学方式。

(三)教法改革

古代文学的教学历来是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学生自学、课堂讨论、课外作业等环节。以往的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是从理论到理论,缺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应转变观念,在教学方法上跳出传统模式,从单纯的讲授型教学转变为研究探索性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发现的能力,提高授课效果。具体改革措施有:

1.在教学环节中实现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教学内容的相融合。主要形式有:

(1)将“寻找古代文学中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如唐宋文人与桂林山水)”以作业任务形式布置给学生,鼓励学生走进图书馆及地方文化名胜,改变学生的被动学习局面,促进学生的创新型、主动型学习。这样,课外学习古代文学与文化便从“规定”变成“需要”乃至“必要”,有助于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协作意识、创新精神,提高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2)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中,让学生通过撰写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的形式,在广西地方文化典籍、广西历史文化名人、广西地方文化程的一种娱乐,“听”“、说”进而被忽略。认知评价理论注重学生的内在激励,即内部动机的形成,强调满足个体的自主、能力和归属需求来达到内在动机的形成。在认知评价理论的指导下,将学习动机的培养纳入课堂,通过教师对课堂的操控满足学生个体的不同需求,以此增强学生在英语视听说课堂上的参与动机,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以此达到有效教学的效果。这为当前英语视听说课程的教学改革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机遇,同时也存在新的挑战。

浅论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文学论文参考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数已近13亿,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在这个基数上每年净增约1000万,当时的世界人口约60亿,平均每4.6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中国的人口优势并不是在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根据金斯利·戴维斯等人的测算,他在《文化的起源》里说:“从国家首次出现到基督教开启的四千年中,世界人口从8700万上升到22500万,新人口的总数中近五分之四的人在罗马帝国、中国汉朝和印度古普塔帝国的疆域中生活。”据历代官修史书记载,18世纪以前我国古代人口最盛时达到6000余万,其间在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有时损耗到1000余万,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很快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由于户口隐匿、虚报和人口流亡、疆域变动,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在立志复原人口数量的人口史学家那里曾产生过极大的怀疑,但是如果由此说中国在世界上长期保持了人口大国的地位,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何理解如此旺盛的生殖力?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史研究中影响人口的很多因素已被揭示了出来,其中自然因素如人口自然增长率、水旱蝗灾、瘟疫疾病,社会因素如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人口政策、赋税徭役制度、婚姻习俗、财产继承制度、养老、宗教信仰、性别比例、战争等等,阅读这些文献时我们发现这项研究存在两个倾向性问题,在思想方法上由于接受了某些现成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先验之见,在材料分析上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理解显得杂乱无章。请先从思想方法说起。

关于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至今最流行的解释是生产力理论,如杨宽谈到战国人口状况时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渐增加。”路遇、滕泽之也说“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被应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发展。”王育民说:“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上升,出现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人口增至二千万。”持这种历史观的学者似乎认为只有在社会准备好充足的生活资料时,新增长人口才能降生。人口与生产力孰为因,孰为果也许并不如此简单,更为常见的是当社会财富应付不了人口压力时,开辟新的生产力才成为必要。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首先是迁徙。马克思曾说:“部落人口的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他的论断是有历史依据的,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开篇写道:“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带地方的居民,由于那个地区既富饶又有利健康,从而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之地。每当一个地区不得不解除人口过多的负担时,往往采取如下办法:把全部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当中的贵族、富人和穷人的数目都相同,然后抽签,抽到签的那三分之一人口,就要寻找新的居住地区,其余三分之二留下占据原有乡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访问巴西印第安人的'民族志里也说波洛洛人虽然过定居生活,但“实际上存在的村落难得在同一地点存在三十年以上,因为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在那段时间内就变得贫瘠”。南比克瓦拉族拥有“一块面积象整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其中四分之三未被人探险过,只有一小群土着在里面迁移不定。”我国夏、商、周三代先民往来迁移、不常厥居的情形与此大致相同。人类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无处可迁时才肯采用新的谋生手段。这时他们面临的选择一是改变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或畜牧转变为农耕,二是实行强化生产,由园圃农业转变为集约农业。据我的理解,我国先秦时代的经济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狩猎、采集、畜牧规模不断缩小,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漫长过程,而战国生产力提高的第一推动力仍然是人口的增长。陈独秀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时很早就说过“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

文学名著对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人文历史论文

文化意识的增强,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同时领悟文化的内涵和接受文化的熏陶,并潜移默化地内化为一种追求文化的情感(英国学者泰勒)。而如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及教学中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则是21世纪的老师所应研究的课题。

1.增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东西方文化知识的了解对一个老师来说是必备的精神食粮。而东西方的文化名著则是获取正是最好的素养来源。正所谓“腹中有书气自华”。要想游刃有余地驾驭课堂,首先拓宽的就是自己的知识面。当然每个人的文化涵养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高的。古训云:耐住寂寞,静下心来,潜心读书。现在各种媒体的“文化快餐”接踵而至,“文化快餐”附以图画,形象而生动,观赏性强但感悟不够;读书则不同,尤其是名著,它用深刻的文字对人们的思维进行启迪,引发人们对所描绘的事物进行感悟,使人得到了美的熏陶,极大地开拓人们的想像空间。日常生活中波涛的汹涌,绝不会胜过你读王鲁彦《观潮》所领略到的壮美;电影中巍峨的泰山,绝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歌剧othello,绝没有你静读莎士比亚原著的韵味……这些语言的韵味,深厚的人文底蕴,非借读书不能提高。为此,只有读万卷书,才能行万里路,才能造就学识宽厚的大智者,才能带领学生从语言学习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2.加强对本族文化的掌握

母语是民族文化的基础,是民族身份的标志。把生动感人的语言文字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的情感世界中,让学生在感受汉字奇妙人文历史论文,语言壮美的同时,沉浸在与高贵的灵魂对话时的那种纯净,让课堂充满母语的内涵和气韵,让学生的文学素养悄然流淌!“路漫漫其修远兮”,作为英语老师同样应该不断地探索与尝试,利用阅读名著去彰显母语的魅力。同时将两种文化进行沟通、融合,以此来激发学生对于不同文化的认同感。

1.从方法上引导

面对众多的文学作品,如何让学生学会鉴赏,学会品读?一要强调文本阅读,并以此为契机,培养学生在阅读、理解、概括、表达、交流等综合能力。二要引发学生的思考,以问题的形式促使学生去寻找动情点,引发学生与作品的共鸣。三要引导学生明确鉴赏评论的切入点,并能以文本内容为有利证据,展开鉴赏、评论。

2.从内容上拓展

英语课所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阅读来提高阅读能力,既可丰富知识,陶冶情操,又可增强认知能力,培养美感,阅读是吸收和积累的过程杂志网。在阅读活动中,对于同一篇作品的理解而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读者的理解都有自己的个性所在,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所理解的“哈姆雷特”。但是,任何理解都应该是相对理解与绝对理解的统一,相对之中有绝对,差异当中包含共性。因为理解者的个体性差异,不同的理解结果之间也有差异的存在,但都不能游离于文本的本意之外。所以,在课堂阅读教学中,我们首先要提倡个性阅读,让学生在阅读活动中达到“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境界。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索金梅也曾表示,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人文知识和人文思想的灌输,向学生讲述“人生而平等”这样的人文思想,使学生在获取文学知识的同时,思想认识也得到升华。用时代的、发展的眼光读名著,我们才能将名著读活,读出其中韵味。

文化意识是指在文化的知识、理解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文化意识是文化交际的重要基础和保证,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识,才能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根据话题、场景使用得体的英语,才能理解英语所蕴藏、承载的社会文化。才能在实际交流中具备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这也提醒我们向学生推荐作品时,要更关注作品的经典和代表性,同时也要关注到时代性。

1.文学作品

当今世界,好的中外文学作品千千万,值得我们研究和研读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如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果,泰戈尔等的作品,以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为例,一般说来,《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即以人为本,歌颂人的尊严和理性,当然也揭示人的缺点乃至弊端。400多年来,莎士比亚作为文学巨匠,语言大师人文历史论文,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在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呼吁大家能挤出点时间来回味莎翁作品,重读经典名篇,陶冶情操,加深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也能增强学生对人生,对生活更强烈的求知欲。

2.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备了场景以及文化内涵的真实性,能被大家广泛接受,给了观赏者了解各种人物生活的机会。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了解西方的生活习惯、民族风情、人文历史和地理环境。经典的英文影片不但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有效激发学习英语的兴趣,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的传播,作为语言学习者,观赏西方影片是为了接触地道的西方文化,累积跨文化的意识。学生在欣赏的同时,教师穿插些影视的评论,如对语言、作品内容、文化、时代背景及人物的分析等待来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在欣赏影片时,我们不能单用语言去理解这些文化差异,必须同时运用文化知识,对存在的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并加以总结,用心体会中西方的价值取向以及逻辑思维的差别,从而提高西方文化的学习。总之,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样式,它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招牌,承载着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的任务,提高语言学习动力,让英语学习更具备实用性。

[1]林红颖.影视欣赏中的英语文化教学[j].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12.

[2]孙玉红.汲取甘泉烹香茗——找准指导学生阅读名著的角度[j].山东教育,2009,32.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内容摘要】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是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行政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同时,国家行政的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变化。传统的命令服从型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行政的需要,行政指导是在行政管理事务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

第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于行政指导的性质,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指导是“权力性的事实行为”;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非权力行为”;也有学者称行政指导是“不属处分的行为”。笔者认为,行政指导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是因为行政指导制度是“对独立、平等、民主、宽容、责任等最具实质意义的人文精神因素的认同”,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代行政的发展决定了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探讨作为现代行政重要管理手段的行政指导的性质,应该首先明确国家行政在现阶段的发展特点。

本文尝试从国家行政的演变角度,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作界定,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

一、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

行政是组织的一种职能,任何组织(包括国家),其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执行和行使管理职能(行政职能)。行政是指社会组织对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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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is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based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现代文学与历史论文

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现代文学与历史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口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

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

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白话文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

历史

当今时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文化受其影响,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多少沉淀于历史中的中国文化瑰宝却被人所淡忘,遗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就拿现在学生们的书写来说吧,书法本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蕴含了中国人对美的定义和对它满腔的热爱。可是,你会发现,现在书写较好的孩子绝对已经是稀缺人物,很多孩子的书写连最基本的工整都谈不上。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书法,其继承者正在逐步减少,字体俊美乃至书写工整成为了少数人引以为傲的.一项“特长”,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的博大精深却成了很多人不去接触它的理由。比如,在学校,对于唐诗宋词或者文言文一类的古典文学,大多数学生都只是象征性的读一读,若是能背下来,那便是极好的了,不能背或是不想背,那也只是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这么“有内涵”的东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学好的。因此,他们从来不会认真去品味这些古典文学中所蕴含的文化精华,这中国文化的精髓,现在却无人听它诉说个中欢喜与凄凉。也许,长此以往,我们与古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就将隔断了吧!

古人说:“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中国文化就如同花一般,莫要等到它消亡之时,方才醒悟,只怕真到那个时候,就悔之晚矣。

因此,让我们整装待发,去重新拾起那些沉淀于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吧!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根!

论文范文历史

至诚仁慈伦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善于治军,同时在他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也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把“至诚”“仁慈”作为道德原则,提倡团结统一,赞美勇敢,斌于妇女很大的权力与自由。同时按照“君怀巨忠,父慈子考”的封建图式及其观念,建立“天下太平”的统治,其丰富的伦理思想对后世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成吉思汗作为一位空前的草原霸主,他以政治家独有的视野与魅力,在军事征战与巩固王位的斗争中,把自我的聪明才智和非凡才干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创造了一位草原霸主的辉煌命运。他改写了草原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依靠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谋士,利用蒙古骑兵优势,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业绩,不仅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在外交、军事、政治、伦理方面等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也无不包含着朴素的哲学思想。探讨成吉思汗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指导与教育意义。

一、成吉思汗伦理思想概要。

(一)在政治上成吉思汗把“至诚”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和根本的政治原则。他不但要求自己的臣民对他自己绝对的忠诚,并且也不允许他的敌手的臣民欺压他们的领主。他经常讲,对自己的主人不忠的人是不能信任的,甚至还说应该让他们断子绝孙!他曾不止一次杀过这样的人。比如一次战斗中有个叫桑昆的人跟成吉思汗打仗,被打败后逃跑途中被他的马夫遗弃于荒原,马夫前来投降时,成吉思汗认为他是乘人之危弃而不顾的不道德的小人,是无情无义之徒。还有个叫扎木合的部落首领虽然与成吉思汗是兄弟,但扎木合多次在蒙古部落内部和蒙古部落与其他部落首领之间挑拨离间。当他的阴谋被暴露,战争中遭到失败,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表面上承认错误说好话,保证不会再犯,并请求宽恕,而成吉思汗一方面述说他过去的安答之情,另一方面又揭露其两面派的行为,指出他的不忠诚,以事实教育别人。

成吉思汗以“至诚”作为最高道德原则,是他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决定的。只要分析一下“至诚”应天的思想就可以一目了然。当时的蒙古,不但是处在金、宋等强国包围下的弱小民族,并且本民族也是极不统一,互相倾轧的被压迫民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蒙古族当中,一方面滋长着依强凌弱随风倒的“风派”思想,另一方面在尝够了“风派”之苦的人们当中又滋长着鄙视“随风倒”,而崇尚忠诚的道德思想。这个忠诚在民族、斗争残酷的环境下,最高标准则是忠诚于人民翻身事业。成吉思汗这种重义守信、知恩图报的品德,在蒙古民族中很有代表性。在战争年代,重义守信更显重要。特别是在联合作战时,信守誓约就成了战争胜败的关键。

成吉思汗作为这种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的代表,尤其是在以“至诚”争得了部众的拥护,从而也较为顺利地打败那些昏庸的人物轧木合之后,把“民意”看成“天意”,“应天命唯以至诚”的思想观念便牢固地树立起来了。由此可知,成吉思汗的逻辑是:“应天命唯以至诚”。我即“至诚”必承“天命”。我即已承天命,则以“至诚”,顺我者昌,不以“至诚”顺我者必亡。这些观点虽然带有个人很强的英雄观,但是他以“至诚”争得部众的拥护无疑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极为正确的。

(二)在队伍内部,成吉思汗提倡团结统一,赞美勇敢、忠诚、仁慈,强调个人修养,同时告诫部下要戒骄戒躁。有次部将哲别把白嘴马一千匹送给他时,成吉思汗说:王汗塔阳汗与金国皇帝的失败,都是因为骄傲所致,你可不要忘掉呀。他还经常教导自己的臣民,对敌斗争要像猛虎扑食,而在部落内部则应像温顺的花牛犊。所以成吉思汗的臣民们对外则向敌人拼命进攻,在部落内部则团结和气。这是成吉思汗辩证法思想在道德上的表现。成吉思汗还非常爱护部下,他成了大汗以后,他把战友之情法规化了,在他的法典中规定由九名战士和一名班长组成一个生死与共的团体,他们之中如果有抛弃战友者,会毫不容情的处以死刑。有一次当他在和王汗的战争中处于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他排除众议不撤退,一直等到最后一个战士归队,才下令撤退。他也常常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当国君,不是依靠他的强壮而是靠伟大的上天的仁爱,他之所以能当合罕,不是靠他的勇敢,而是靠伟大上天的仁爱。由于上天的仁慈,他才能够歼灭了外敌。同时他要求人们要绝对地忠顺其主。强调个人修养,要求人们善于自制,做事有度,慎于言行。成吉思汗本人是这方面的榜样,他本人被人评价是个英勇果断,有度量,善于容众,敬天地重信义的人。

(三)在家庭建设方面,成吉思汗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建设者,成吉思汗赋于妇女很大的权力与自由,这在当时亚洲任何地方都没有。妇女们可以自由地监视家产,有权随意出售和交换。他既要妻子相信自己的男人,也要求男人相信妻子,要求妻子努力提高丈夫威望,丈夫有威望,被认为是好妻子的象征。

成吉思汗按照“君怀臣忠,父慈子孝”的封建图式及其观念,建立“天下太平”的统治秩序。他宜称:“人假如有点孝顺之心,天必知晓”,认为天有思想、有意志,并试图把敬天作为他整个伦理思想的基础。他强调指出:“凡一个民族,子不遵从父敬,弟不聆听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那么这个民族的伦理纲常就会乱套,从而必定要灭亡。因此,他“严切告诚”臣民们:凡子不敬父敬,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件其夫,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视其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富贵之家不急公而吝财,若是之人,必致流为匪类,变为叛贼,家则丧,国则亡。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道德的角度,强调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的重要性,因为若不能协调并处理好这些关系,就会导致家丧、国亡。他坚信“能治家者即能治国”。

另外他十分重视家庭和睦,特别认为与他人妻子通奸等行为是最不道德之恶行,对这样的人他制裁很严厉。成吉思汗大扎撒》规定:“通奸者,不论有无妻室,都应处死刑。”同时规定如果男方结婚后负义出逃,须向女家偿付一定数量的牲畜。如果女方悔约改嫁,则罚以牲畜和其他财富,并将聘礼如数退还。这些都反映了成吉思汗重视家庭和睦,保护妇女贞操等家庭伦理观。

(四)在人生道路上,成吉思汗还常常教导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决不能畏缩不前,要敢于排除千难万险。成吉思汗始终坚信,依靠天力和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变现实。同时成吉思汗指出,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强调人的道德和智慧要通过后天学习才能得来,否则,即使夭资再聪明,也会一无所有。在幸福观的向题上,成吉思汗希望巩固其国家疆土,维护其统治秩序和利益,以保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的政治道德要求。实际上这种幸福观,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五)在道德标准上,他把“仁慈“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政治美德。成吉思汗晚年为谁继承大汗曾大伤脑筋。他认为长子粗劣,不宜继承王位;次子性烈如火、鲁莽,由他继位也不合适;四子幼弱,唯有三子被大家公认为是具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的“仁慈”,因而成吉思汗让他继承汗位。

在成吉思汗的言谈中,还有“上天阻止我吧”,“上天的仁慈”,“长生天知道”,“不符天意”等说法。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哲学及伦理、政治、宗教、法律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具有仁慈的一面。

成吉思汗的“天力论”是以“至诚”为基础的,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客观唯心主义。纵观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他通过自己的审慎筹划和果敢行动,再加上深沉的理性思考,以小胜多,战胜了那些强国和部落,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伦理道德方面,他讲“至诚”与“仁慈”等作为道德原则教育臣民,他本人也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从这方面来看成吉思汗不愧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二、成吉思汗伦理思想对现代杜会的启示。

在现在这个社会人际关系淡漠,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事屡见不鲜;为了金钱、地位置亲情、友情、良心于不顾的不道德现象比比皆是。人们为此强烈地呼唤仁爱思想的回归,社会迫切需要提倡和奖励热心公益、扶危济困、多向他人奉献爱心的人道行为。再如一些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信息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游戏规则”,但作假的企业极少受到惩处,反而还会从不诚信、做假帐中得到实际的利益和好处。一些擅长做假帐、精于做假帐的人,在企业里则被当作“人才”争相聘请。再如,一些地方官员虚报统计数据,扩大政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热心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往往会受到重用,致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一再发生。由于制度方面的缺失,为失信者和弄虚作假行为提供了机会,创造了环境。另外家庭伦理方面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成吉思汗伦理思想分析启示我们,应该在现代社会对公民进行三大公德教育,即加大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教育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另外还得建立诚信道德教育体系,加大对失信者的惩罚和制裁。只有这样社会风气才能好转,人们活着才有安全感。

历史小论文

在16世纪下半叶,女真的所有部落被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八旗也被逐渐的建立,每个旗的旗主都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众子侄,也就是八和硕贝勒。在八旗的建立当中,互相之间的利益是平均分配的,没有统一的隶属,只对清太祖努尔哈赤服从。在这个时期,军事民主制对其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在相关的文献中有记载,在1622年,也就是天命七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明确表示,在他之后要实行八王共治国政制度[1]。

(二)汗位(皇位)推选制的实施与皇太极继位。

清太祖努尔哈赤还在世的时候,四大贝勒在后金政权中实力非常的高,大贝勒为代善,二贝勒为阿敏,三贝勒为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在四个贝勒当中,四贝勒皇太极本人行事较为稳重,人很机敏,而且对汉语比较了解,所以,清太祖努尔哈赤更青睐于四贝勒皇太极。于1626年,天命十一年九月,皇太极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位期间,他通过各种对策将三大贝勒的权势逐渐的削弱,1636年,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被尊号称帝,定国号大清,并且改为元崇德。这也标志着清朝皇权的诞生。

(三)顺治帝福临继位。

1643年,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月,皇太极突然病逝,在生前皇太极未立储嗣,更对新的建储制度未进行设立,这给汗位推选制的再度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给最高权力传承制度进行了新内容的加入,其性质发生了变化。

皇太极死后,其弟睿亲王多尔衮与皇长子肃亲王豪格争夺皇位特别的激烈,使得继统危机一度的发生。后由五宫后妃所生子嗣中,以福临居长,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其中母孝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汗位(皇位)推选制向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过渡与康熙帝玄烨继位。

顺治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在这个时期,逐渐削弱了八旗王公的权势,汗位推选制也就此而终。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因发生天花去世,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此次皇位的继承,是以个人的意志选择的继承人,也是第一次成功的案例。

(一)两废太子。

嫡长子皇位继承是在康熙朝实施的制度,于1675年,康熙十四年末,止于1712年,五十一年十月,有三十七年的历史。在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第一次废黜允礽。五十一年十月,允礽在第二次被废黜,虽然其在紫禁城内被软禁,但是生活待遇尚可。

(二)雍正帝继位。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胤禛利用康熙帝未宣布皇位继承人的事实,传出假圣旨,告诉所有皇子康熙帝已死,借机上位,而康熙帝秘密实施的建储计划也成为了秘密。

(一)秘密建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

秘密建储制度的建立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政策的创新,一个是制度的创新,由三个皇帝经过多年的摸索、创新、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这三个皇位为康熙、雍正、乾隆,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最终完成了改革和创新。乾隆帝完成了制度的创新,于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对秘密建储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从而完成了制度创新的过渡。

(二)秘密建储制度是对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创新。

这里所说的建储制度创新,其实就是对皇位传承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在延续王朝统治的基础上,将常规打破,建储使用的是新的方式和规则,在实际当中被成功的落实。可以说,秘密建储制度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建储制度而言,是一大改革和创新。

(三)秘密建储制度的缺陷。

秘密建储制度它是在封建社会晚期而诞生,以本质的角度来讲,它依然是沿袭王朝最高权力子孙后代皇位的传承,更是统治国家的工具,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没有太大的区别。秘密建储制度有着自身的不足: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皇储身份不是公开性的,和其他皇子相比,在教育、参政等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使得皇储培养等方面造成一定的限制等[2]。

1840年后,中国逐渐的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决策权也只是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建储制度也画上了句号。1862年—1908年,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慈禧掌握清朝大权,历经四十七年,在此期间,慈禧懿旨确立嗣君,使得传承皇位和传承皇权长期的分离。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是中国古代皇位继承独有的一种制度,它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转型带来一定的阻碍性,更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大原因。

[1]施莉琳。清初汗位推选制度的发展路径及其思考[j]。赤子(上中旬),2017(07):9—18。

[2]汤玉梅。清乾隆帝的秘密建储与训政[j]。兰台世界,2016(19):120—147。

世界历史论文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应构建一个与现有体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世界近代史体系。钱乘旦提出的“现代化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但是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并且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化体系。

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是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世界近代史,或者说以什么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并按这个中心思想将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系统地、有机地组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先后出版了多种《世界近代史》。这些著作大多作为高校教材使用,内容大同小异,由于主导思想和史实编排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不同的体系。

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主要有三种。一是杨生茂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该书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按照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来确定近代时期,即近代是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止于19俄国十月革命和19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刘祚昌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卷。该书是崔连仲、刘明翰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也是将世界近代史确定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限原来定为1917年十月革命,后来改为19。三是刘祚昌、王觉非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编。

该书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虽说是按照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观点来编写世界近代史,但仍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并将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500年,终点则定在1900年。综合起来看,第一种与第二种起点相同,终点不同;第二种和第三种终点相同,起点则不同。三种体系的共同点是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第三种体系强调世界历史是在近代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由分散而发展成为整体的。

以上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直至今天,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来说,这三种体系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我们不拟详加评论,但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文提出与之不同的世界近代史体系新看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而在这个方面,我国著名学者钱乘旦提出了一个设想,可以称之为“现代化体系”。钱乘旦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事件、一切变化都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因此,他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钱乘旦根据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将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他所划分的第一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从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的中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就是世界历史的近代时期。虽然这个体系目前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出版按照这个体系编写的世界近代史(以及世界现代史),但是这个新体系的提出,很有新意和创见。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赞同钱乘旦的意见,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确是世界各国走向和实现现代化过程,可以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但是,就“现代化体系”涉及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想谈点补充意见。

我们认为,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近代和现代。第一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近代史,第二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现代史。在我们看来,所谓近代,就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时期。

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世界近代史)开始于工业革命。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使人类开始进入工业社会(或工业经济时代)。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划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界标。我们认为,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主张以工业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其下限是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这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性。现代化不仅没有同一模式,而且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近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俄国的现代化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现的),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以另一种地位和方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可是它们在近代时期并没有实现现代化,以致其现代化任务还要留到现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去完成。

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即钱乘旦所提出的新体系的第五个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工业社会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兴起。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类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入信息社会。虽然亚非拉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个别国家例外),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并没有结束,因此也可以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看成是工业社会(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但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已经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不同于现代化第一个时期(近代时期)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将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第二个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世界现代史。为什么赞同“以现代化为主题”?我们认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

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说,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理论根据。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历史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因此,从古至今,才会出现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题或主线,就是现代化。

其次,这个主题抓住了世界近代时期历史发展的核心和实质。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也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后工业”社会)。从古至今的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开始于近代时期,如果将世界近现代史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近代时期的历史则是它的上部。因此,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正是体现了世界近代时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在这里,我们想对老一辈世界史学者提出的“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谈点看法。“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把世界历史形成为整体看成是“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相互交叉发展的结果。这一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发展事实表明,世界的确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也必须包含“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使人感到这个提法只是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反映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实质。“从分散到整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提出这一观点的吴于廑先生所说过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总序》)因此,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实质,应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现代化。

再次,“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建立过程中曾受到“苏联体系”的影响。包括世界史在内的苏联历史著作强调阶级斗争,把历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史学无不突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在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例如,对于世界近代史的界定,过去就曾表述为它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后来编写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则将“走向衰亡”去掉了。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工作者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去掉“走向衰亡”的提法,已初步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而今天“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提法,则可以说是完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再如,过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强调革命斗争,对改革则颇多微词,甚至斥之日“改良主义”而进行批判。其实,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革命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同样都应该受到重视。在世界近代时期,英国、美国、法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上现代化道路,德国、俄国通过改革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日本通过革命加改革的方式也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近代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孙中山的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其目的都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不会单纯强调革命而忽视或者贬低改革的作用。

复次,新体系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来,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某些历史著作往往不能实事求是地叙述和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就世界近代史来说,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总是把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侵略、掠夺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主角,从而形成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漠视东方各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当然是错误的,理应予以摈弃。但是,重视东方各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东方中心论”。应当承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东方各国,到近代时期的确是落后了。正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近代东方各国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但其结果大多归于失败或者造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的某种曲折。因此,无论是“欧洲中心论”,或者是“东方中心论”,都不符合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双重使命”,以及在造成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指自然经济的崩溃)时西方资本主义“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观点,虽然并不是直接论述世界近代时期的现代化问题,但是却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和东方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来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能够防止片面性,避免产生“欧洲中心论”或者“东方中心论”,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叙述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

最后,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具有涵盖宽广的优点。世界近代史有着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大多偏重在政治史方面,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很少,使读者感到历史著作非常单调和枯燥,以致阅读兴趣不大。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些改进,但是似乎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并在这一体系框架下编写出的世界近代史,我们相信将是一部内容充实、观点新颖、文字生动、富有特色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这个主题。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或者说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指的是人类历史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即从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现代化”首先体现于经济领域,即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它的核心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的完成,就为现代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于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要随之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等)都要适应现代社会而发生改变,或者说它们本身也都需要实现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涉及世界近代历史的全部内容。正如钱乘旦所说的:“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一切事关全局的大事或体现着大方向的进展都以现代化为中心,而不论这些进展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生活的。”由此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既有着学术上的深度,同时也具有内容上的广度。按照这个新体系来进行编写,肯定能够将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构建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个体系,它不仅是本门学科的“主心骨”,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时候,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们在思索这个课题的过程中,联系已有的多种世界近代史体系,避免可能产生的缺陷,想到了若干要求(也可以视为“原则”或“规则”)。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适和恰当,谨提出和同行学者商讨,并望共勉。

我们认为,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考虑到以下一些要求:

首先,应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世界近代史是世界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作为世界通史组成部分的世界近代史,应该从世界通史的整体结构来考虑。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它在整个世界通史中所处的位置。世界近代史上接世界古代史,下联世界现代史;它的起点即世界古代史的终点,它的终点即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时候,就不能孤立地只着眼于近代,同时也需要看到古代和现代。正是出于对这种整体性的考虑,我们将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代。也就是说,将世界通史划分为三个部分:世界古代史是农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农业社会)的历史;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工业社会)的历史;世界现代史是知识经济时代(或者称为信息社会)的历史。这种划分,不仅反映出人类历史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而且也体现了世界近代史的主题,并说明了世界近代史是现代化第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

其次,应注意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虽然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拼凑,但它必然要涉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因此其内容是十分纷繁复杂的。不过,无论多么纷繁复杂,无论是纵向或横向的叙述,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科技进步、教育兴盛等等,都应该围绕着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体系,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这种内在联系,那就只能看到历史知识的堆集和罗列了。那么,怎样才能使历史发展(无论纵向或横向)具有内在联系呢?这就关系到主题或主线。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的作用,就在于围绕着它,就能使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内在联系,因而才能使世界近代史形成一个体系、一个整体。用主题或主线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好有一比:“以线穿珠不见线。”就是说,诸多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好象一颗一颗的珠子,只有用一根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才会形成一个整体(体系)。当然,在叙述诸多历史事件(历史知识)的时候,这个主题或主线并非显露于外,而是隐藏于内的,这不正表明了它们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吗?!

再次,应考虑到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近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现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因此,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把世界近代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来构建它的体系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它在内容上与主题或主线的内在联系,而且在解释什么是世界近代史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它同世界现代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使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保持某种一致性。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现有的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这方面存在着不一致之处。我们看到,当前国内有代表性的两种世界通史著作,一种是崔连仲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种是吴于廑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种版本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都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历史”;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则称“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而关于世界现代史,人民版《世界通史》现代卷表述得比较含糊,没有明确地说什么是世界现代史;高教版《世界史》现代史编则笼统地说“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历史”。显然,对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上述界定,在提法和表述上不具有连续性。这种提法和表述的不一致,使人们看不到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

最后,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世界近代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应该有一个时间范围;作为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时期,也需要有它的上限和下限。不管世界近代时期之内如何具体分期或分段,但是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却是构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时间断限也是构建体系的一个要素。这个时间断限,应当同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作为起始和结束的明显标志,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定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定在1500年(“地理大发现”在此前后)。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下限,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都定在1900年。之所以定在这一年,其理由是“1900年可以视为已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这个“巨大变化”,指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这时(1900年)最终形成了。作为帝国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确发生在1900年前后,即:18的美西战争,1899―19的英布战争和1904―19的日俄战争。虽然我们对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的具体时间有着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两种断限都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因此应该说,这是符合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要求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现有世界近代史体系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赞同“现代化体系”的设想。但是,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史学工作者下大力气才能完成,我们就此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和讨论。

第一,现有的几种世界近代史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各有千秋,可以诸说并存。这些体系,代表了众多学者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各种观点,都有他们的依据和理由。这些不同的学术见解,很难说谁对谁错。我们虽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否定。同其他学术见解一样,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主张也不一定要强求一致。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

第二,在相互尊重、诸说并存的基础上,开展各抒己见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充分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理由。有学者提出,为了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现在应该从“百花齐放”的状态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并在成熟的条件下实现相对而言的“大一统”。这个意见很好。希望对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达成基本共识。

第三,目前,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要求。除了正式出版的《世界近代史》之外,也可能还有各高校教师自己编撰的教材。教材虽然不同,但是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关于世界近代史体系的学术讨论,并不会对高校历史院系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工作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院系的学生,应该对有关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不同学术观点有所了解。因此,我们建议,无论使用哪一种世界近代史教材,都应该将其他体系的不同观点加以简要介绍,从而启发学生的思考,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也可能促使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师生互动和提高教学质量,而且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讨论。

第四,积极启动按照新体系编撰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工作。如前所述,世界近代史不同体系的著作已有多种。“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主张虽然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按照这个主题编撰的世界近代史著作。看来,从新体系的提出到最后完成著作,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建议,高校历史院系和科研机构应组织人力对新体系及其框架的设想继续进行探讨,使“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的世界近代史新体系日臻完善。然后,结合具体史实,编撰成书。我们盼望着新体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1]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j].世界历史,,(3).

历史小论文的

摘要:随着中国教育体系的发展,学生的基础教育尤为重要。新课标以教学中师生的“双边”理论为核心,指出了教师是“教”而学生是“学”的角色关系。这表明了在课堂学习中教师和学生之间互相沟通是很关键的,这对加强教师和学生教学上的一致性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师生互动;策略。

应新课标的要求,教学过程需要教师和学生相互交流,一起互动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所以说在新课标形势下形成一套创新型的师生互动模式对教学质量来说尤为关键。初中历史教师同样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点的重要性,加强课堂的教学模式的能动性,全方位丰富教学内涵,挖掘出学生的学习潜质,将互动教学作用发挥到极致。

一、目前初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一)教师没有肩负起引导者的责任。

历史教师在上课前必须做好详细的课程计划,尤其是针对课上的互动活动,都要提前做好筹备工作。部分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也许能掌握好互动的规律,但是大多时候只有学生自己在行动,而教师缺乏指导能力的话,很容易让学生偏离课程中心。所以说教师的主导性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给学生讨论空间的同时更要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保证课程的正常开展,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缺乏活跃的氛围。

有些教师虽然知道课堂互动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但是却忽略了学生间的交流和互鉴。对于传统的分组式学习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很多学生不愿意主动参与其中,就减少了交流探讨的机会。教师可能觉得学生之间的探讨过于浅显达不到效果,无法抓住课程的重点,会延误课程的进展。但是这样会让学生提不起兴趣,没有学习的动力,没有共享的.学习过程着实让人觉得无趣。

(三)课堂互动内容学习价值不够高。

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可以看出,一些教师单纯地认为互动就是给学生提问题,太多的问题设置可能会使学生感到厌倦。教师过多地关注课程进展,只是按照自己以往的教学方式来给不同的学生讲解,忽略了学生间的差异性,这样会给学生拘束感。目前我们需要的还是更加深入的教学。

二、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的有效策略。

(一)创造融洽的师生关系。

课堂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是共同学习的平台,师生之间相互了解才是关键,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教师要明白,与学生创造出融洽的关系对教学质量有很大的改良作用。师生关系处于比较和睦的状态下学生会感觉更加轻松,学习起来没有太大的压力,和教师互动就像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学生会逐渐适应这样的教学模式和氛围,对历史的学习更加有信心和乐趣。融洽的师生关系不仅可以给学生营造和谐向上的学习环境,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活跃学生的思维,让教与学变得更加简单和容易,从而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

(二)教师要做好课前的预备工作。

好教师不但要好好上课,更重要的是对于每节课都要提前做好课程计划安排,提前想好互动的形式和方案,对于互动环节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要提前想好应对政策,以免正常上课时节奏被打乱。在教师和学生的互问互答的环节之外增添多一点和历史有关的游戏环节。在了解学生学习状态的前提下对学生进行分步分组地引导,让学生尽快融入历史学习的主题,教师监督学生把握好学习节奏,以最好的学习状态上完这节课。比如教师在上课前可以提示学生将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提前预习一下,对里面的精彩内容先进行一定的了解,然后在上课时可以让有意向的学生现场表演,根据课本情节内容来进行自己的表演,增强大家对历史情节的印象,有助于历史课程的学习。

(三)抓住学生的学习特点。

现在的初中生可能处于比较桀骜的时期,对于这个时期的学生教师要用更温和的教学方式指引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思维形式比较独特,教师要抓住这个特点做出有效地应对方案。注意多带学生进行一些实践性活动,体会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乐趣。对于一些浮躁的学生来说,教师要有一定的耐心,不能一味地责问学生,这样会使学生更加敏感,走上叛逆的道路。教师要多和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上的沟通,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心理特点,对学生的优点和进步的地方,多进行鼓励,多发现学生的讲课时要有历史情节感,将学生带入历史的发展中。

(四)利用历史故事激发学生兴趣。

教师可以利用学生对历史故事的兴趣,对历史人物情节的好奇心,针对课本里的故事情节加以扩展,将学生带入情节发展之中,抓住学生的心理,让学生自己掌控学习过程。比如说在学习《春秋》这门课时,教师课前收集好相关的典故,然后向学生提问,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历史知识渗入其中,不仅可以让学生全神贯注的进行学习活动,还可以降低知识的难度,便于学生学习。对于学生的学习反馈,教师要及时地进行改正和扩充,学生有哪里不清楚不了解的要及时做出解释。

(五)通过多媒体形式教学。

现在的多媒体技术已经被应用到历史课堂学习中,并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学习模式。这样最大形式上优化了历史教学。初中生相对来说比较活泼好动,比较注重形象问题,历史原始的教材还是不够有吸引力,书本上的文字很难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伟大,教师需要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展示更真实生动的历史故事情节,以动画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自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的历史情感随着教学视频慢慢地发散出来,整个课堂充满愉悦的气氛。教师给学生播放《虎门销烟》的视频,学生通过幻灯片观察硝烟的壮阔前景,同时思考当时的政治格局,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此过程中历史的情感也得到了升华。

三、结语。

根据以上论述,在初中历史互动教学不仅加强了教师和学生的沟通还对学生本身的学习互鉴有莫大的益处。学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传送同学互相探讨,得到更丰富深刻的知识,同时全方位加强了学生整体素质,对教师的教学经验也有很大作用。教师要提供更多良好的学习渠道给学生,以互动的形式交流自己的兴趣点,活跃课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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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翻看历史的画卷,如浪花淘尽,那过去的一幕幕岁月流转,一位位英雄伟人展现在眼前,我不禁走上前去同他们对话。

我看到了屈原,他沉吟着《离骚》,向汨罗江畔走去,“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从谗而见疏到流放汉北,最后放逐江南,一路均是奸臣当道,怀王偏听不明。他说,“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洁的莲花,象征他不会被世俗所污。最后的最后,他纵身跃入汨罗江,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绝唱。

我看到了张骞,他是东方的哥伦布,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第一次出使,张骞带领使团走在河西走廊,但是出使西域,哪有这么容易,匈奴扣留软禁了他们,威逼利诱,破坏汉朝与月氏的往来,一晃十年。张骞从不动摇,终于赢的机会,幸运逃脱,“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大漠灼黄沙,狼烟熏晚霞,夏季热浪滚滚,冬季寒风刺骨。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到达。二次出使,他去往了更多的国家,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这一次,几乎打开了大汉通往西域的所有道路,从此世界上多了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大道,从此大漠不再只有孤烟。

我走近嵇康,与他对话,他默默不语,只是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从琴音里我听到,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在死刑场上,三千多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嵇康,他其实不怕死,此时此刻,他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送给所有为他送行的人。铮铮琴声,从此刻在了汗青之上。

梦回大唐,我遇到诗仙李白,他时而高举酒杯,吟诵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时而望着月儿,低语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在庐山,他满是豪情;“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蜀道,他感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甚至在梦中,游历天姥山,也要“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不放过美景。飘逸、洒脱,就是他的性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有雄心壮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自信满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告诉我要不畏强权......对话李白,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

我从历史的画卷走出来,回顾着与历史先贤的对话,屈原上下求索,九死不悔,张骞为国奉献,风雨无阻,嵇康洁身自好,不囿于世俗,李白自信豪放,洒脱自由......读史使人明智,我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也是不断地在向先贤们学习。

历史

在《双百人物》中,记载着一百多名为新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他们为后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虽然他们现在好多都已离去,但他们的名字会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永远都不会消失。

在千万人中,他们也许再平凡不过,在千万年中他们也许微不足道,可是野百合也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春天,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他们用双手和芬芳装扮着祖国的春天,他们的点点滴滴感动着世人的灵魂。

在这些双百人物中,有的身残,志不残;有的为人民无私地付出,不求一丁点儿的回报;有的人理想智勇拼搏。在这些英雄模范中,令我最佩服的是黄继光,在战场上,黄继光不顾自己的安危,保家卫国。其中有一次,黄继光为了夺一个山头,自己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但他并没有放弃,站起来重新战斗,黄继光倒下了,敌人一步步逼近了,黄继光居然又站了起来,实在不可思议。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具有优良的`品质、可贵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双百人物是时代的坐标,历史的灯塔,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初中历史论文

《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监”条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七学生不率教者,举而免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广文馆的学生与其他六学的学生一样,是被国子监统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广文馆的地位排在国子学和太学之后,在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之上。唐代广文馆创立之初,虽然经历过“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但是并未“自是遂废”,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许直至唐亡。

一、唐代广文馆创立的时间。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会制度史”,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书中在讲到国子监的机构组成时,提到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并未提及“广文”二字。经学者考证,并非《大唐六典》遗漏不记“广文馆”,而是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广文馆还没有创立。

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唐摭言》卷一《广文》、《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等史籍记载中,广文馆是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秋,在国子监创立的。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所知,初建之时,“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

二、唐代广文馆存在的时间。

唐代广文馆的创立时间已是确定无疑了。接下来,要澄清的是唐代广文馆的存废时间问题。据《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苑传中·郑虔传》记载:郑虔在广文馆中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又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记载:“廊宇粗建,会(天宝)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广文馆创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灾倒塌或损害严重而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了。面对没有教学地点的事实,广文馆的命运是“自是遂废”呢,还是继续存在下去呢?正确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一条史实:“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等,具体如后……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博士……各十二贯文,国子主簿十贯文;大学广文助教各四贯一百一十六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23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都在继续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的一条史料:“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据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十七文,……国子祭酒八十贯文……司业六十五贯文……国子博士四十贯文……大学、广文、四门博士各二十五贯文……国子助教、广文助教各二十贯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34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仍在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全唐文》卷548韩愈《请上尊号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称,身虽微贱,然皆以选择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言,可知,当时广文馆存在于国子监中。此文为韩愈任职国子监领导即国子祭酒时所作。韩愈任国子祭酒之职的时间段为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即公元820~8。换言之,至唐宪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广文馆依然存在于国子监中,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就)府君墓志铭》(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开成末,李公任宰相,以卢氏甥有嫌,不得为御史拾遗,旬月除广文馆博士”。此墓志铭中记载,卢氏甥在开成末年被任命为“广文馆博士”。“广文馆博士”一职既然在开成末年存在,那广文馆亦存在于开成末年无疑。“开成”为唐文宗的年号,时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损毁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乾符013》记载:李推贤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据《新唐书》(卷70上)记载:李彬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92年。

还有,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咸通105》记载:贾洮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据《新唐书》(卷75上)记载:郑顼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1。

另据“张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发为僧,居雍之慈恩精庐,颇有高致。唐广明末,大盗犯阙,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难,君子多之。既丁家难,以孝闻。服满,自屏郊薮,一无干进意,若是者十余载,方出为广文博士,改秘书郎”。文中“大盗犯阙”是指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时间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此后,张策奉养父母,避乱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时“召拜广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被损毁的136年之后。仅仅再过即公元9,唐朝灭亡。

由此可见,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们进一步讨论。按照现有的研究结论,广文馆之所以在盛唐之时才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诗文轻经学”的政策。这种取士倾向,导致唐代国子监的学生入朝为官的几率下降。为提高国子监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换言之,也是为了挽救在国子监读书的公卿子弟们的仕途危机,“亦救生徒之离散”,广文馆应运而生。于是,天宝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唐代广文馆的主要存在价值就在于,它为国子监生徒努力登进士第提供一臂之力。从唐玄宗钦点的第一任广文博士即为诗、书、画皆精妙的郑虔,也可以看出广文馆要教学生的是如何作好诗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经学中的义理。

《唐才子传》:“裴说,天佑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唐诗纪事》:“(裴)说与(裴)谐,俱有诗名,谐唐天佑三年登第,终于桂岭,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载陈光义唐天佑三年登第(参《莆阳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也是唐代在历史上将终结的倒数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说、裴谐、陈光义等二十五人擢进士第。这说明,唐代科举制度一直被执行至本朝灭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这17年里,与科举制度命运息息相关的唐代广文馆没有理由被废除。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说,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亡。

参考文献:

[1]孙培青.论唐代广文馆的兴废[j].教育评论,1987,(5).

[2]徐晖.唐代国子监学官与文学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刘加夫,熊礼汇,闵泽平,霍有明.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

历史滚滚,如长江东逝水。时光历历,际会风云,星河璀璨。

这是中国,我是历史。

历史是一部人类进化史,从茹毛饮血到人工取火;从采集野果到吃上熟食;从石器到青铜器、到铁器;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封建社会。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艰难困苦,用筚路蓝缕创造、铸就了永恒。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在历史的长河中,数不清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创造陆续被记住。从最早的元谋人、蓝天人,到名震世界的北京人,再到后来的山顶洞人、河姆渡人和半坡人,他们的秘密正在被我们慢慢地揭开。

文明中外,到现在还让外国人羡慕,吃惊不已的三星堆遗址,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历史也是一部吃瓜史,各种滑稽人物轮番上场。周厉王在位时,觉得什么都是他的,于是直接控制了山林湖泊,还下令国人“不许说我!”最后,周厉王惨死在异乡。

周幽王为了博取宠妃褒姒一笑,点燃烽火,诸侯们到后却发现没有敌人,褒姒看到这场面,哈哈大笑。此后,周幽王多次点火,诸侯们渐渐都不再相信他。最终被犬戎杀死。这就是著名的“烽火戏诸侯”。

夏桀日夜与宠妃妹嬉饮酒作乐,残杀百姓,还说人民和他是月亮和太阳的关系,月亮不能灭亡,太阳当然也不会灭亡。后来,商国国王汤战胜了桀,灭掉了夏朝。

历史诠释了什么叫“忠”,介子推为了让重耳活命,割下了自己的肉煮给重耳吃。即便后来他没有被封赏,但当重耳火烧绵山时,为了让重耳好好治国,带着自己的母亲被大火活活烧死。

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在生前一心为秦国主持变法,可死后却遭到车裂,但秦始皇还是征用了变法。

吴起率军攻打秦国时,作战期间他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但吴起的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最后被贵族们乱箭射死。

历史也诠释了什么叫“贪”与“奸”。西周初年,齐国大夫田和将齐康公流放到海岛上,自立为国君,史称“田齐太公”。此后齐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田齐”。

时光匆匆,唯有历史永恒。这是中国,我在这里,我是历史。

历史

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史学家。他主持编写的鸿篇巨著《资治通鉴》,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传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被载入史册,为世人敬仰。最早我是从“司马光砸缸”的这个故事认识他的。

他的机智,勇敢和冷静令我佩服。所以我搜集了许多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和小故事,他的勤奋好学,光明正直,更是令我钦佩。据说司马光小的时候并没有超出常人的聪颖资质,反而有点平庸,但是他不气馁,他常常担心自己的记忆力和学问不如别人,所以在学习时,总比别人花的功夫多。当他的伙伴们读一会儿书就跑出去玩时,司马光总要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直到把文章背熟了才放下书本。为了提醒自己抓紧时间刻苦读书,他用一截圆木当枕头,取名为“警枕”,这就成了司马光的闹钟,夜里睡觉时圆木一滚开,他的'头就砸在床上,这样他就能立刻醒过来,披衣起床,挑灯夜读。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中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手不释书”是司马光勤奋好学的最好佐证,“至不知饥渴寒暑”是司马光废寝忘食最好解释。司马光在他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也是如此,他曾经说:“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思,收获就多了!”。

当他无政事可做时,也没有享清闲,而是趁着这个机会全身心扑在修书上。他在崇德寺开辟了“独乐园”,开始编纂《资治通鉴》,由于年事已高,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大志,他常常午夜而睡,五更便起,天天如此。就是凭着这样的恒心和毅力,历经十九载,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司马光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能为世人所敬仰,是因为他比别人肯付出,勤耕不辍,当我们学习知识不牢固,成绩不理想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用心了吗?我们刻苦了吗?从司马光身上我领悟到要想在学习上超越别人,你只有比别人多努力。

历史论文范文

人工智能(ai)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包括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让计算机这台机器能够象人一样思考。这可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如果希望做出一台能够思考的机器,那就必须知识什么是思考,更进一步讲就是什么是智慧,它的表现是什么,你可以说科学。

家有智慧,可你决不会说一个路人什么也不会,没有知识,你同样不敢说一个孩子没有智慧,可对于机器你就不敢说它有智慧了吧,那么智慧是如何分辨的呢?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想法如同泉水一样从大脑中流出,如此自然,可是机器能够吗,那么什么样的机器才是智慧的呢?科学家已经作出了汽车,火车,飞机,收音机等等,它们模仿我们身体器官的功能,但是能不能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仅仅知道这个装在我们天灵盖里面的东西是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器官,我们对这个东西知之甚少,模仿它或许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了。

在定义智慧时,英国科学家图灵做出了贡献,如果一台机器能够通过称之为图灵实验的实验,那它就是智慧的,图灵实验的本质就是让人在不看外型的情况下不能区别是机器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时,这个机器就是智慧的。不要以为图灵只做出这一点贡献就会名垂表史,如果你是学计算机的就会知道,对于计算机人士而言,获得图灵奖就等于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一样,图灵在理论上奠定了计算机产生的基础,没有他的杰出贡献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东西,更不用说什么网络了。

科学家早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希望能够制造出可能模拟人类思维的机器了,在这方面我希望提到另外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哲学家布尔,通过对人类思维进行数学化精确地刻画,他和其它杰出的科学家一起奠定了智慧机器的思维结构与方法,今天我们的计算机内使用的逻辑基础正是他所创立的。

我想任何学过计算机的人对布尔一定不会陌生,我们所学的布尔代数,就是由它开创的。当计算机出现后,人类开始真正有了一个可以模拟人类思维的工具了,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数科学家为这个目标努力着,现在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几个科学家的专利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学的计算机系都有人在研究这门学科,学习计算机的大学生也必须学习这样一门课程,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现在计算机似乎已经变得十分聪明了,刚刚结束的国际象棋大赛中,计算机把人给胜了,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大家或许不会注意到,在一些地方计算机帮助人进行其它原来只属于人类的工作,计算机以它的高速和准确为人类发挥着它的作用。人工智能始终是计算机科学的前沿学科,计算机编程语言和其它计算机软件都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进展而得以存在。

现在人类已经把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人工智能也在下世纪领导计算机发展的潮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受到理论上的限制不是很明显,但它必将象今天的网络一样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世界各地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对人工智能的真正实现要从计算机的诞生开始算起,这时人类才有可能以机器的实现人类的智能。ai这个英文单词最早是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在此以后,因此一些科学的努力它得以发展。人工智能的进展并不象我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因为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还不完整,我们还不能从本质上解释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能够思考,这种思考来自于什么,这种思考为什么得以产生等一系列问题。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人工智能正在以它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让我们顺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回顾一下计算机的发展,在1941年由美国和德国两国共同研制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了,从此以后人类存储和处理信息的方法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第一台计算机的体型可不算太好,它比较胖,还比较娇气,需要工作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如果希望它处理什么事情,需要大家把线路重新接一次,这可不是一件省力气的活儿,把成千上万的线重新焊一下我想现在的程序员已经是生活在天堂中了。

终于在1949发明了可以存储程序的计算机,这样,编程程序总算可以不用焊了,好多了。因为编程变得十分简单,计算机理论的发展终于导致了人工智能理论的产生。人们总算可以找到一个存储信息和自动处理信息的方法了。

人类智力的结果都是一种反馈的结果,通过不断地将结果反馈给机体而产生的动作,进而产生了智能。我们家的抽水马桶就是一个十分好的例子,水之所以不会常流不断,正是因为有一个装置在检测水位的变化,如果水太多了,就把水管给关了,这就实现了反馈,是一种负反馈。如果连我们厕所里的装置都可以实现反馈了,那我们应该可以用一种机器实现反馈,进而实现人类智力的机器形式重现。这种想法对于人工智能早期的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1955的时候,香农与人一起开发了thelogictheorist程序,它是一种采用树形结构的程序,在程序运行时,它在树中搜索,寻找与可能答案最接近的树的分枝进行探索,以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个程序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有重要地位的,它在学术上和社会上带来的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思想方法有许多还是来自于这个50年代的程序。

1956年,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另一位着名科学家的麦卡希(就是右图的那个人)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从那时起,人工智能的名字才正式确立,这次会议在人工智能历史上不是巨大的成功,但是这次会议给人工智能奠基人相互交流的机会,并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起了铺垫的作用。在此以后,工人智能的重点开始变为建立实用的能够自行解决问题的系统,并要求系统有自学习能力。在1957年,香农和另一些人又开发了一个程序称为generalproblemsolver(gps),它对wiener的反馈理论有一个扩展,并能够解决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别的科学家在努力开发系统时,右图这位科学家作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他创建了表处理语言lisp,直到现在许多人工智能程序还在使用这种语言,它几乎成了人工智能的代名词,到了今天,lisp仍然在发展。

在1963年,麻省理工学院受到了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支持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美国政府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冷战中保持与苏联的均衡,虽然这个目的是带点火药味的,但是它的结果却使人工智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其后发展出的许多程序十分引人注目,麻省理工大学开发出了shrdlu。在这个大发展的60年代,student系统可以解决代数问题,而sir系统则开始理解简单的英文句子了,sir的出现导致了新学科的出现:自然语言处理。在70年代出现的专家系统成了一个巨大的进步,他头一次让人知道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类专家进行一些工作了,由于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高,人工智能得以进行一系列重要的活动,如统计分析数据,参与医疗诊断等等,它作为生活的重要方面开始改变人类生活了。在理论方面,70年代也是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计算机开始有了简单的思维和视觉,而不能不提的是在70年代,另一个人工智能语言prolog语言诞生了,它和lisp一起几乎成了人工智能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不要以为人工智能离我们很远,它已经在进入我们的生活,模糊控制,决策支持等等方面都有人工智能的影子。让计算机这个机器代替人类进行简单的智力活动,把人类解放用于其它更有益的工作,这是人工智能的目的,但我想对科学真理的无尽追求才是最终的动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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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论文

高三历史教学既要抓实课堂教学环节,也要充分兼顾到学生的课外学习活动,在时间上运用各种间隙时间复习巩固历史学习内容,在方式上相互帮助,借助于互助学习活动增强历史学习薄弱环节的突破以及拾遗补缺效果,还可以在学习技巧交流等方面进行探讨,实现授人以渔的目标。

1、构建立体化目标体系,满足学生发展差异。

进入高三阶段之后,学生在每一门学科中的差异性已经较为显著,历史教师在组织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立足实际开展教学研究,不能再以“一刀切”的教学要求统领整个历史教学活动,一定要以更为切合学生学习基础与能力实际的目标组织开展教学,以保护学生的历史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进步,更好地备战高考。笔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教学目标的差异性处置,对基础知识点的记忆以及理解方面,全体学生统一要求,但是在进一步发掘规律以及横向、纵向比较方面,则体现对不同学习基础学生的差异性要求。对优秀生提高难度,对学困生降低学习要求,保证学生在历史学习活动中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基本完成学习目标任务,这也是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在差异性教学目标的.引领下,笔者从教学的不同环节体现对学生的差异性兼顾,适应学生学习差异以及提高教学针对性成效。

2、打造立体化内容梯度,扎实推进教学深入。

笔者在高三历史教学中,坚持以历史发展为主线,从宏观上把握概念,从微观方面引导掌握历史事件与规律,实现前后连贯、逐层深入,从知识点的掌握、前后的联系到规律的发掘,以立体化的教学内容优化促进教学深入开展。具体实施过程中,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属于基础教学,按照教材编写的顺序教学每一个章节与知识点,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立体理念去掌握知识、加深理解。教师结合教学内容以及教学需要,以历史教学内容为依托,进行为立体化内容检查,将常规的联系转变为多层次与角度的练习活动,既有助于学生的灵活掌握与形象记忆,同时也符合历史教学循序渐进的规律,实现了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第二层面属于分门别类教学,对立体概念中的知识点进行提炼、概括、分类。在对知识点进行提炼与分类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学整体方向灵活开展,如可以将中国古代史细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民族关系以及著名战役、农民战争等类别,每一个类别之中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如可以将“经济发展”细化为发展背景、农业发展、手工业进步、商业状况、对外贸易等不同的线索,每一条线索都连串一系列的知识点,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构建了框架式的教学体系,每一个知识点的学习与复习都可以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目标。第三层面属于内化与发掘范畴,指导学生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的发掘,以及开展横向、纵向对比活动,为迎接高考进行实战演习。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制度改革等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从中深刻理解、有效掌握。再比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纵向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对比等等。在这一层面进行的教学活动属于对原有知识点、理解内容上的融合与运用,对于学生历史综合能力培养具有积极的促进功能。

3、整合立体化教学资源,增强学生掌握效果。

为了提高学生历史学习成效,教师应当在抓好历史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整合各种教学资源进行推进。笔者在教学中首先强调了学习方法的指导,向学生推荐各种有效的历史学习方法,如“知识点串葫芦想象记忆法”、“历史人物四步评析法”等,对提高学生历史学习理解的深刻性具有积极的帮助。另外,还鼓励学生自己总结和提炼行之有效的历史学习方法,在全班进行交流活动,这对于提高历史学习效果具有积极的帮助。除此之外,笔者还要求学生组成相互帮助的学习合作小组,寻找历史学习中的薄弱环节,提高学习的生动效果,避免学生学习不得法以及学习氛围枯燥等方面而降低历史学习效率。笔者还充分发挥多媒体手段的作用,将复习要点制作成课件进行播放,对缓解历史学习枯燥氛围、提高学习形象效果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提高了学生掌握理解的效果。由此可见,构建立体化的历史教学体系,对提升高三历史教学成效具有积极的意义,教师应当加强这一方面的分析研究,促进教学活动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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