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党史阅读后感篇一
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我颇为喜爱。《儒林外史》是一本好书，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书，我不得不惊叹作者本人的巧夺天工，作者本人的写作手法，那些生动的人物，发人深省的故事，喜爱这本书的原因有很多！
我来跟大家一一说一下我喜爱这本书的理由吧！
《儒林外史》是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我之因此喜爱这本书还是缘于它给了人一种真实的感觉，在《儒林外史》的众多人物大都有真人真事的影子。但作者本人却又巧妙的把故事推向了前朝，避开了统制者残酷的文字狱，这是很有勇气的。并且对于这本书的主题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又讲的十分清楚：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闹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乃终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全书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抨击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伦关联以及整个社会风尚的，这是它独特的亮点。
还有这本书中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人物形象都是清晰的，作者本人赞扬什么反对什么都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一一道了出来，一点也不做作。正因作者本人不喜爱做官因此在第一回楔子里就写了王冕母亲临死时劝说儿子的话：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
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麽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遗言，将来要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好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而匡超人的父亲临死时也有类似的遗言：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这些都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坦荡。
《儒林外史》不仅仅有丰富的深刻的思想，还有卓越独特的艺术风格，通篇贯穿了讽刺艺术的技巧，它的讽刺艺术几乎到达了超及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因此我更加喜爱这本书，它的语言艺术、文学艺术都是堪称一流的。坚信这本文学经典会一向传承下去！
党史阅读后感篇二
至到夜里凌晨一点，终于把《儒林外史》读完啦！为啥要用“终于”呢？因为这书是我高一第一个学期买的，买回来的时候翻过几页就被我放下了。直至到大学报到的那一天被我塞进行李里边带到大学里，在期间读到四十几回，又弃了。然后到今年3月初，那时候在找工作，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于是又重新拾起，虽然最终比原定的俩星期要看完的时间晚了差不多一个月，但是还是看完了。我很欢喜。
看完一本书，总要写一些字才行的。下面是不像读后感的读后感吧。
说真的，整书读下来我也不是很明白清楚。但是能感觉到浓浓的讽刺我味儿。就是因为书中到处都是讽刺的，所以读到后面，我都搞不清楚哪些是赞扬哪些是批判了。书中人物很多，开始的时候以为他们没联系，但后来绕了一圈儿，他们又聚在一起。
《儒林外史》是我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文中借一些追求功名、思想迂腐的文人儒士，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大批读书人灵魂的玷污、人格的堕落。在这部蔑视一意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着作中，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情节，但科举制度的腐败这一中心思想却将各个人物与自成段落的串接起来，构成了一幅有内在关联的民间士林百态图。
读了《儒林外史》我才知道。原来古时的文人可以那样的迂腐，就比如说书中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中的那个王玉辉，他的三女婿死了，他女儿要殉夫。他听后不劝反而对亲家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吧。自古心意去难然后又对他女儿说：“我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吧。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这人脑袋里长的是猪油还是浆糊啊，后来他大笑的说“死的好！死的好！”（好吧，其实这不是书中最典型的例子，只是我想说说这个而已）
然后，我又才知道。那时的人，没钱的时候是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跑去人家那里说没钱了，借俩钱来花花这样子的。好神奇，更神奇的是那些被问到的人还大义凛然的借了，还要做出一副感怀伤时，啥啥啥啥的样子。恩，这一个一杜少卿最典型。无论什么人来向他讨好处，只要报出他老爹的名儿，无论隔着八辈子也好，绕了八十圈儿也好，都是能成功的。最后他也散尽家财啦。不过我也挺佩服他的，自己都没钱了，还拿自己的东西出去当了来给钱别人。后来他没钱的时候也没见多少受过他惠的人来帮衬他啊。从杜少卿奇葩可以看出“不是自己努力赚的钱啊，它花起来就是不心疼。”
再然后，就是，那时的科举制度真心腐败。
这书其实就是讲一帮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和一大帮的迂腐的、清高的、趋炎附势的文人聚在一起吟诗作对啊，赏花观月啊，吃酒玩乐啊，讨论科举啊的事情。
党史阅读后感篇三
初次知道何炳棣先生，是七十年代中期在中文大学书店买到刚刚出版的《东方的摇篮》。当时正要到牛津哈特福德学院（hertfordcollege）进修，遂藏行箧相携。这样，一个空闲而又灰暗的星期六下午，无意中拿起此书翻阅，竟深受吸引不能释手，一口气读完。当然，这主要是受其雄辩而充满自信的行文，广博的论证，与周密的推理所打动，至于其所涉及诸问题的复杂背景，以及其在学术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则自非外行如我所能够深悉。翌年回港，无意中又读到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那是实证性社会史研究，问题较简单，方法、结论简洁明晰，即使是外行也感到清楚了然。从这两本分属完全不同领域的著作，以及他八十年代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两趟公开演讲，开始感受到先生的气魄和雄才。
从批判到自述
但和先生有直接交涉，则是九十年代我和朋友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之后不久。一天，编辑部忽然收到何先生亲自寄来，以检讨杜维明治学方法为主题的文章。这本刚满周岁的刊物竟然得到这样一位前辈投稿，编辑部同仁自不免受宠若惊，然而，应当如何处理这样一篇旨在“讨伐”另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却也颇费踌躇。斟酌再三之后，我们决定先请杜教授对他的严厉批评作出响应，然后同期刊登双方文章。经过这第一轮交锋，刘述先教授觉得是非未明，要代杜方发起反攻，我们亦按同样原则同期发表何先生的响应。这时已经有点硝烟弹雨的味道，编委会乃须订定行文措辞的“游戏规则”，幸亏双方合作，论辩始终未曾逾越学术研讨范围。这样，有幸得到先生“垂青”，维明兄“应命”（他回应文章题目中的“既惊讶又荣幸”一语，为刊中同事所忍俊不禁，称引至今），以及述先兄“仗义”，《二十一世纪》乃得脱颖而出，成为各方瞩目的学术论坛——这是我们在《发刊词》所曾经提及的愿望，但实现之速，则完全出乎意料。
此后先生访港，开始有些交往。这一方面因为他陆续来稿，另一方面则因为老先生个性率直，谈锋朗健，喜怒爱憎分明，所以辈分相隔虽远，却一见如故。以是我也就得与闻先生另一“硬仗”，即九十年代末他与罗斯基（evelynrawski）关于清皇朝统治基础的争辩。这是牵涉到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及其本质，也纠缠上所谓“后现代史学”解构“大历史”潮流的一场正面而短暂的交锋，以罗斯基出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词始，以何公在该会《亚洲研究》季刊发表长篇强力反驳文章告结束。此后对方再没有公开反应——何公形容其宛如在拳赛被“击倒”，充分显示他硬朗和童心未泯的一面。从事后的评论看来，罗斯基讲词背后的具体研究虽然细致，其论旨之偏颇过火却难以否认。时兴的“后现代史学”率多如此，不足为怪，但倘非碰上如先生之才气纵横与性格豪迈者，也就得以引领风骚无碍了。
前年何公来港，有机会作半日闲谈，与闻不少治学往事，也初次得知先生正在撰写自传。此后不久，即得香港商务印书馆寄来大叠手稿影印本，于是很荣幸，有机会先睹为快了。当时只断断续续看到书的后半部，未窥全豹，对其颇为复杂的结构以及可谓包罗万有的内容未免感到迷惑。数月前终于奉到洋洋四十万言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捧读之下才恍然明白，先生这部气魄宏大的“学术回忆”其实是负担了自传、史料汇编、学术论述等多种不同编撰功能，所以结构、行文和当今的“多媒体、多场景、多角度”表达方式不谋而合，那是有内在必要的。先生年臻耄耋，所作却与新观念并不脱节，适足以反映他心智活跃，性格倔强一如往昔，完全未曾受到岁月消磨。
有我与无我之境
的确，此书中那位在运动场上虎虎生风的健将，在试场和国家抡才大典中所向披靡的才子，在北美学术圈中坚忍卓绝，气壮山河的怪杰，又怎么可能以不动声色、平铺直叙的自述为满足呢？一部循规蹈矩、顺流而下的自传，又怎能容纳得下他那些令人目瞪口呆亦复悠然神往的青少年反叛和战斗往迹，他那众多亲戚、师长、朋侪、同窗、学人的记载、事略、评论，还有他本人跨越古今，出入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考古、考据、历史地理学等众多领域的学术工作综述，以及他对平生每一事件、每一争论，乃至内心种种期待、困扰、得意、豪情的披露、反省和剖析？显然，以何公经历之波澜壮阔，以及二十世纪之复杂多元，变化万端，没有相应笔法和章目结构，是绝不可能将他和他的世界充分描绘出来的。
不过，当然也难说绝不可能。例如，另一位史学大师钱宾四先生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其内容所牵涉的，其实也同样广泛驳杂，同样包含了叙事、论学、论事、知人论世、感怀等各种不同成分。然而，其体裁、行文却极其简单自然，有如信步庭除，随手拈来，起承转折宛若无痕。这样看来，两者分别似乎只不过是文笔差异——也就是钱先生沿袭了传统文风，何公则更受现代学风影响。不过，从文笔差异亦往往可以窥见更深层、更基本的分歧。在钱的自传中，一切故事、议论、感慨无不以宾四先生本人为主体，也就是事事从他记忆浮现，从他眼中看见，从他胸臆抒发出来。凭借此主体，全书的千头万绪遂得以融会贯通为一。所以，这部自传的精神在于书题中那两个“忆”字：既为追忆，则无论所涉题材若何，其观点必然统一于“我”，其行文亦自较为畅顺。
《读史阅世六十年》则不然。在“序言”中何公强调，要把一生“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卑不亢地忆述出来”，还要有“严肃的自我检讨”，以期其“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因此本书不以个人经历和感受为限，还着意包括背景的铺陈、事件的分析、学术观点的论述，乃至来往书信、学术评骘报告、各种出版及档案文献，以及种种原始数据，例如考试分数、试题和课程编排的记录，等等。显然，何公并不以主观回忆为满足（虽然这也是书中重要部分），而还要以一位史学家的客观精神来探究、分析、论证其本人以及其师友的历史，并且更要为此论证而提供第一手材料。这客观性的追求无疑导致了，也决定了本书的自述、历史、史料这三层立体结构，以及其驳杂的编撰体例。就作者意图而言，本书重点并不完全在主观的“我”，而毋宁更在客观的，身外的“事”——也许，更应该说，是在通过反省、论证和数据编排而客观化的“我”。
不过，“历史的客观”是个相当吊诡、滑溜的观念。柯林武德所谓“所有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固然过分，但个人的思想、感受、判断则肯定不能够排除在历史以外。例如，即使是主观回忆如钱先生的自传，无疑也是客观历史的重要部分，也同样具有客观史料价值。但这样一来，《读史阅世六十年》三层立体结构的独特意义又何在呢？说得更直接和冒渎一点，此书所详细论证并且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的许多事件，其茕茕大者如1936年底先生与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冲突，其开展北美学术生涯之初所遭遇的数度挫折，以及其扛鼎之作《东方的摇篮》在学界所引起的恩恩怨怨与明争暗斗，都莫不与先生个人有重大直接利害关系。既然如此，那么书中论证是否不偏不倚，所提供的数据是否完整而没有选择性，原则上就都必须重新接受全面检查和质疑。换而言之，原则上“自我客观化”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本书虽然力求客观详尽，恐怕也无法达到“无我”之境，也难以就此被全盘接受为历史真实。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在客观世界的法庭上，这些论证、资料虽然不等同于定谳之词，却无疑构成了一份完整和坚强有力的申辩书，欲加否认，就必须提出旗鼓相当的反证。何公此传的特殊意义，主要当在于此。
人如其传，传如其人
传如是，何公本人亦何独不然？当然，人如其传，传亦当如其人，一本真正的自传，不但在其内涵，更应该在其风格、结构充分反映传主本色。在这点上，风格南辕北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与《读史阅世六十年》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能将传主迥然相异的精神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而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禀赋相异以外，恐怕更是其背后不同文化与时代的反映吧？
中国传统文化所着重和所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亦即“其所异不胜所同”；其所最感痛心忧虑的，则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在此和谐与大同理想的背后，自然还有一个长达三千年之久，逐步趋向于融合、一元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而毫无疑问，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无锡七房桥世界中成长的钱先生，正就是这大传统所孕育出来最自觉、最纯粹、最有代表性的传人。
至于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出生于一个从杭州迁居天津家庭的何公，文化背景就复杂得多了。这其中有得自于家教和私塾的传统文化，有南开中学的严谨新式教育，更有三十年代荟萃全国精英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之陶冶，特别是蒋梦麟、蒋廷黻、陈寅恪、雷海宗、吴宓、潘光旦、冯友兰那一大批学贯中西，对传统情怀各异的著名学者之教诲和潜移默化。这是个英才俊发，竞争激烈的环境，在其刺激和熏陶下，青年何炳棣很自然地养成了无论在运动场、试场，或者学术论坛上都那么勇往直前，都以其强大战斗力、冲击力自豪的性格。这一切，加上自幼即为父亲所深植于脑海的“考清华，考留学”以求出人头地这个大方向，是塑造他一生志向、憧憬的最基本因素。这早年的培养、磨练、激励，当亦是日后他能够克服多番挫折，考取公费进哥伦比亚大学，以“扎硬寨，打死仗”，梳爬大量史料的方式创新立说，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奋勇前进，而终于得偿夙愿，卓尔立于美国第一流学府的动力和原因吧。有此经历，他治学讲求创新与实证，服膺科学方法而少所假借于传统观念，吸收“有人挑战，必须应战，否则不易受到人家尊敬”的经验，与同侪学者“所同不胜所异”亦在所不计，那自然不会令我们感到惊异了。
然而，自幼即在父亲督促下研读经史，又曾经出入鲁大、清华、燕大、西南联大之门十余载的何公，无论其对西方文化、体制如何钦慕，亦不可能忘怀中土。西方学界是激发他心智的竞技场所，更为他提供了水银灯照耀的学术舞台，却难以成为他安身立命之地。至终，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自省、自觉精神的历史学家，他不能不深切感到必须通过学术与文化上的回归，其生命意义才得以彰显，得以完成。这是个漫长的旅程。六十年代中期，他有感于杨联陞教授的忠告，“要开始作前代的较大课题，以求达到既‘博’又‘通’的地步”，乃有七十年代第一部综合性和溯源性，而非仅仅为考证性与分析性的巨著《东方的摇篮》出现，那也许可以视为这旅程的开始。然后，以1971年重入国门与翌年投入钓鱼台运动为契机，他的目光、心思开始向东方回转，故而此后回国讲学日益频繁，和1990年重回台北“中研院”，那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其回归旅程之真正到达家园，则在于晚年受了只有治思想史“才能对中国历史作‘画龙点睛’的工作”这句具有傲骨的漂亮话刺激，而终于全面转向这一领域。
回归之旅
触发这转变的，似乎是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对杜维明的推介。何公为此所发第一炮引出来的，正就是本文开头谈到的“克己复礼”之争那段公案。其后十年间，他在《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燕京学报》、《中央研究院集刊》等多种中文学术刊物陆陆续续发表多篇大块文章，题材几乎全部属于先秦两汉思想史的考证与探讨，所论遍及儒、墨、道诸子，以及天、礼、宗法、人本主义等传统思想中最根本的观念，其所用资料之详细与全面，论证之精辟，见解之戛戛独造，迥异流俗，都是令人惊诧赞叹的。至此，先生超过半个世纪的史学工作也就的确得以“画龙点睛”了。
其实，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何公去国之后这半个多世纪间，中土学界也已经沧海桑田，非复旧观。三十年代钱宾四先生所游心其中，“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的那个学术环境，众多“学有专长，意有专情……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的文史教授所交织而成的那些学人圈子，乃至师生群相论难，日常讲课亦“几如登辩论场”的热炽风气，都已经烟消云散，一去不返。这固然和政治与社会巨变有关，但更根本的，则是五十年代以来，古代遗迹、文物、文献之如滚滚洪流大量出土，引发史前史、古史、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蜕变，影响所及，古代思想史自亦逐步趋向高度专业化。而且，如余英时先生近作《朱熹的历史世界》显示，今后中古以降的思想史亦不免走上相同道路——只不过其素材是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而非出土文物而已。在西方观念冲击之下，文化大传统之破裂自是势有必然，但今日实证性研究之全面进入历来最“传统”的思想史领域，恐怕也非何公当年焚膏继晷之际始料所及吧？
犹记中学时代在《自由学人》杂志上初次读到英国史家屈范连（yan）的自传，立即为其所娓娓讲述的治学环境以及写作生涯所吸引，而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的，则是他所说：在此熟悉的土地上，前人和我们同样真实地生活过，“但是现在都没有了，一代随着一代全告消灭，如同鬼魂到了鸡啼时候，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是人生中我们最熟悉、最确实的事实，但也是最富诗意的”。其实，人如是，学术风气、传统亦何独不然？其变化虽然有徐疾缓速，但何尝不也总是不舍昼夜地与时推移，以迄陵谷变迁，无可复识，令人徒添鹤归辽东之叹？何公在变动中的华夏成长，其后长期浸淫于西方学界，至终又向中国学界回归，他思想上这往而复返的大回转的奥德赛之旅，不正就是大传统瓦解而又重建的最原始动力吗？无论如何，从二十世纪开始，人文中国即已再临“道术为天下裂”的危机，其重新整合则十分遥远，可以说仍然隐藏在未来迷雾之中。不过，在全球化潮流高涨的今日，这已经不止是中国，而是整个人文世界的问题了。
党史阅读后感篇四
“滚滚长江东逝水，一浪一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一一红……”
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波涛激流之中流逝了多少英雄故事，其中有成功的，抑或失败的；有欢乐的，亦或者悲伤地。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带给我们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然而经过千百年的酝酿，他给我们沉淀出最本质、最重要、最原始的东西：关于成功的经验，关于失败的教训。我们为成功者高唱赞歌，为失败者扼腕叹息；我们为敬佩名垂千古的英雄，我们唾骂遗臭万年的小人，观历史，沉浮起落之中，我们别有一番豁然开朗的感触，知道了如何去追求成功，如何去避免失败；敬仰唾骂之间，我们汲取了历史深刻的教训，充实了自己的`一精一神，洗涤了自己的灵魂。历史之中，包含一着华夏先哲无穷的智慧，博大一精一深；字里行间，记载着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源远流长。我们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中体会到了越王勾践坚持不懈；我们从“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了解到了霸王项羽的豪气凌云。晏子使楚、完璧归赵，历史，是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一笔笔丰厚的遗产；纸上谈兵、霸王别姬、历史，是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一条条鲜明的教训。
党史阅读后感篇五
因为之前学过《范进中举》，小说里的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令我印象深刻。今年暑假，完整地看了一遍《儒林外史》，那时的封建社会，在读书人眼里，“举业”高于一切，于是大家便全身心投入到八股文里去，为的是博取一个功名。
不能否认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在一开始就讲了王冕的故事，王冕一生受尽磨难，通过勤奋苦读造就他的博学多才，但是他却终生不愿意入仕途。通过小说后面的各位书生的经历，诸如周进、范进之类，与王冕的一生相比，就会显示出强烈的反差。比如小说中的周进，就令我印象很深刻，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是个老童生。路过贡院，触景生情，老泪纵横，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读到这里，我不禁心感酸楚。当一群商人要为他花钱捐一个监生的时候，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可见他已深陷科举毒害中，不得自拔。还有后来周进提携范进，也是二人遭遇相似，产生共鸣的结果，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便是如此。我不禁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感到悲哀，也为这些读书人感到惋惜!
比起他们，当今社会的我们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实现梦想，成功的途径是非常多的，而并不一定只有读书做官一条路可走，比如张謇选择了实业救国，鲁迅弃医从文，近现代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
《儒林外史》中最让我感到可惜的人物是匡超人，他原本是一个孝老爱亲、勤奋好学的人，却掉进了世俗追逐功名的漩涡，又结识了潘三这样的坏人，后来还帮着潘三干坏事，潘三被抓之后，他又立刻和潘三断绝了联系，生怕连累了自己，这也是不正义之举。他不但不学好，还爱吹牛，经常不懂装懂，最终得到的是名士牛布衣歧视的一笑。匡超人本来很好，可深受八股文的毒害，又交了坏朋友，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感到可惜!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书中刻画了许许多多的文人士子，有的庸俗可笑，有的卑鄙丑恶，有的可怜可叹……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仍然感叹不已。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