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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论文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常州213001)。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以及吸纳不同的文化，诚如学者所言：“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此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亦曾说过：“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惟由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5）对中国来说，近现代历史上吃够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亏，因此，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持开放的心态，将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充分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3．当代法治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在当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资本、商品、劳务等经济要素的跨国转移，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矛盾日益增多。因为当今世界市场机制是统合世界的最重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有产生共同解决这些纠纷法律的可能。此外，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同样也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解决。因此，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法律文化无国界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合作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6）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更好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能抗拒法治发展国际化的趋势。
4．法律移植自身具有的优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首先，与来自实践中的立法相比，法律移植的试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适时地移植相关的法律，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法制的滞后。再次，法律移植能最大程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和各国普遍做法，避免了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因为法律移植自身所具有的'上述优势，决定了我们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大力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那种把自己封闭起来，弃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或故意另起炉灶以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我们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
二、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1．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的可移植性。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前提下，必须承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体现，这就使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借鉴、对比、吸收可能。
2．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存在大量法律移植成功的范例。在法制史上，法律移植并非什么非鲜的事物，据学者研究，法律移植远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出埃及记》这些人类古老的典籍中似乎就已经出现。（7）此后，法律移植活动从未停止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移植罗马法的运动。《法国民法典》颁布后，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纷纷效仿《法国民法典》掀起了民法典化的潮流。直到现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仍在相互比较、借鉴中取长补短。（8）对中国来说，近代中国迫于外来压力，在作为晚清“新政”措施之一的“修订新律”中，亦对大陆法系制度进行了移植，结果就是《大清民律草案》的诞生。《大清民律草案》虽未及实施清王朝即被推翻，但《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中西法律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打破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旧传统，使民事法律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9）。
三、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有选择地移植。事实上，作为我国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的西方法律文化并非都是精华。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曾经历过中世纪封建法与宗教法专制的暴虐，从现实来看，今天西方的实然法中仍然包含着许多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的因素。因此，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剔除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有鉴别、有选择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10）。
有选择地移植还要求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结合国情而进行法律移植最终失败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例如近代日本最初移植的是《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尚未施行便遭到包括政界和法学界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反对。后日本吸取教训，为此专门设立了法典调查会，重新起草民法典转而移植德国民法而成功。（11）又如，土耳其于1922年照抄《法国民法典》，埃塞俄比亚1962年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民法，他们的实验并未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12）一般而言，对于法律规范的移植来说，不涉及或较少涉及伦理的技术性规范比较容易移植并获得成功，相反的是，涉及人、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伦理性法律规范较难移植，而且即使移植了在施行中也将阻力重重，较难获得成功。
2．在有选择地移植的同时，必须将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同时移植，以及将其实施的具体方法等一并移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移植的法律也很难发挥效应。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许多教训。例如，在引入西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时，我们却没有像西方那样采取预扣制，而是采取了个人主动申报制，由于措施的不得力，使得该法在施行中效果大打折扣。（1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面移植要求移植法律的时候同时引入其背后深层次的法治精神与法治观念。事实上，法律制度是一种观念下的法律制度，属于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移植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同时植入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移植来的西方法真正地融入中国本土需要经过一个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及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主要取决于法律观念的基础是否具备。“因为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以‘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落后者，没有不失败的。”（14）从历史上来看，只移植具体制度而没有移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而致使移植的法律难以成活的，这也是不乏实例可循的。托克维尔曾就墨西哥移植美国宪法论述道，“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因此，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时常超越宪法为它们规定的范围，所以双方总是冲突”。（15）。
3．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必有与其相配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制度背后的法治的精神和观念。因此，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以期为移植来的法律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土壤，否则，将会使移植的法律失去应有的效用，甚至还会出现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所痛言的“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呼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青盲，而以之灭国粹”（16）的那种“橘生淮南则成橘，生淮北则成枳”的悲剧后果。现实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破产制度已移植国内多年，但实践中却阻力重重，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是主要的因素。
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除了对属“器物”层次的具体的制度改造外，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作为法治主体的人的改造。川岛武宜认为，“法不能只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17）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者梁治平先生论述道，“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近于传统的。”（18）对于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现代化的法律，现代化学者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
4．移植的法律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传入的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输入的儒家文化及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改造都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法律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英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代”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20）。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21）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22）其主要目的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法律才能使民众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消化和吸收，减少施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说的，“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23）事实上，经历过“政策法”、“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的教训后，“法律万能主义”现在又被许多人所迷信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与招牌。在强调“有总比没有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往往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盲目地迷信立法手段，在移植外来法律时割裂了传统与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于被民众所认同和接受，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种现象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24）。
四、结束语。
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转型时期，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25）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要破除姓“社”、姓“资”的观念，须知道“没有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26）因此，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破除旧有的陈腐观念，大胆地吸纳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经过同化、整合成为我国法律制度有机的组成部分，推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
注释：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第199页。
（3）[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1990年，第14页。
（8）参见：董茂云：《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年。
（13）转引，阮竞青：《论法律移植》，《复旦学报》第3期，第99页。
（14）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第186页。
（1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1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21）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22）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第5期。
（2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第10页。
（24）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第355页。
（25）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3页。
（26）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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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论文
【内容提要】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要处理好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法制变革应当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建设同步进行，应当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吸纳他国法律文明的先进因素，在现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特别应重视现代法律意识在全社会的牢固确立。这些均是中国法制变革应当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旨在实现现代法治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现代法制变革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国情与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法制现代化变革，需要我们处理好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关系。
一、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对中国法制变革进行研究时，国内外有些学者常常认为西方法制发展属于“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而中国则属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做出的回应。确实，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中。即相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言，我国在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这几乎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极为头痛的问题。这种反差极易带来一些不良的心理，比如或急躁，希冀一蹴而就赶上发达国家；或抱怨，总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的事情；或崇外，丧失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等等。而为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将法制变革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其实，这实在是一个误区。
在论及法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时，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集中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相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言，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内容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法律虽然对社会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只有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综观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法制变革，其屡遭失败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没有基于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来进行。如清末修律、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均是在没有根本触动甚至是在保持、维护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企图仅靠法制变革而实现其社会理想。这样，尽管其颁布的法律均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具有一些近现代革命性的因素，但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形同废纸，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功利性的法制变革除了留下失败的惨痛教训外，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与触动。（注：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相当一致而清醒的认识。即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它首先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然后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都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国外也有学者对中日两国的法制变革运动进行了对比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3―376页。）。
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制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制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制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制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样，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因此，现代法治社会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制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制变革的不断发展、成熟中而不断成长起来的。法制变革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乃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互相推动与制约的关系。我们应当要充分认识到两者之间这种客观存在的互动关系，充分认识到在有着上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进行法制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建设对于法制变革的重要意义。
现代法制模式的建构并不是人们纯粹主观构想或愿望的产物，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法制变革实践乃是渐进的、逐步深入与拓展的，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而不是浪漫主义的幻想，需要的是足够的耐心与理性而不是急功近利，希冀一蹴而就，需要的是各种社会条件的同步成长与成熟而不是仅靠法制变革就可以实现一切。如果说从形式上架构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的话，那么，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具备则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现实性与基础条件。现代法制是在一国社会发展和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缓慢生长起来的，法制变革固然有促进与加快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培育与推动了现代法制的成长与真正实现。换言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充分发展为法制变革提供了最恒久而可靠的源动力与保证，法制架构乃是对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成果的巩固。因此，要实现现代法治社会，我们在进行法制变革的同时，首先必须大力推进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才是中国法制现代化所必须要完成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工作。
二、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的关系。
许多人在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艰难时，莫不将中国传统法制及其法律意识视为是最重要的障碍因素之一。诚然，以自然经济和封建皇权政治为其产生土壤的中国传统法制，其主要内容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它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与黑暗，其糟粕与弊害确实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法制并不仅仅纯粹是封建皇权意志的体现。相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产物，它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心理，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内在底蕴。换言之，有着上千年沿革演变历史的中国传统法制，其影响并不是或不可能随着制度层面的法律体系的崩溃而完全归于沉寂消灭。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以其特有的历史惯性对今天的社会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从实践上看，综观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至今尚无能够尽弃其传统而取得成功的先例。
争与较量，这种碰撞所带来的结果便是落后的、腐朽的观念被淘汰、抛弃，而先进的、正确的观念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肯定。这种碰撞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解放过程，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中不可跳越的阶段。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新旧观念的碰撞过程中，我们应当懂得，传统与现代的划分并不是仅以该事物出现的时代或时间为依据的，而应当以其是否能够与该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是否能够促进该社会的发展，是否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判断标准。对此，海外学者余英时指出：“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因此，“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即“每一个民族的传统都有其特殊的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则并不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必须以西方文化为依归。以前的人，把‘西化’和‘现代化’简单地等同起来，显然是一个错误。”他援引克拉孔的话说“德国19所颁布的魏玛宪法便是显例。这个宪法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文件而言是相当精彩的，可谓民主精神的充分体现。但由于它完全脱离德国文化背景，因此施行起来便一败涂地，最后竟导致希特勒的崛起，酿成大祸。”（注：参见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页。）国内也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近代中国每一次社会变革无不是从批判传统开始的，然而在这百余年的社会动荡与变迁中，每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抛弃与否定，带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健康而富有活力的东西的失落，直接导致的却是数千年文化中的糟粕沉渣泛起。（注：参见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代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2―3页。）可见，传统的东西虽然是在过去的历史中产生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传统的东西必然伴随着历史的过去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同样，现代的一些东西虽然是在现时条件下产生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具有现代性。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的问题上，我们首先不能情绪化地、简单地将它看作是与现代社会相对立的东西，而应当看作是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存在，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积淀。
中国传统法制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它并未因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反传统浪潮而归于消灭。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传统法治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传统法治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价值。因此，在法制变革中，我们诚然应当从整体内容上对传统法制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决不是彻底抛弃，而应当是对传统法制的扬弃与整合，将传统法制中有益的、合理的因素吸纳进来。这种吸纳不是对传统法制具体内容的简单承继，而是对传统法制文明中体现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因子进行正确取舍。没有这种吸纳和继承，法制变革就会失去持久而坚固的民族心理认同力量、民族精神凝聚力量和民族文化支持力量，其变革必难持久。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将与糟粕混杂搀和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法制文明精华从传统法制的母体上剥离出来，实现其根本的现代性转换，乃是中国法制变革所应当完成的一项庞大工程。这需要我们必须静下心来对传统法制文明进行系统整理、甄别、归纳，将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糟粕剔除出去，并且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而将那些适应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有益因素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制中有许多有待我们去深刻思考和挖掘的东西，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有我们值得汲取并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营养。比如中国传统法制比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评价，讲求法制与其它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法制运作过程中，既强调法制的重要性，也重视执法者的自身素质修养，特别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品质与典范作用；它建构了一套形式完备的官吏推荐和选拔制度，形成了体系严整的整饬官吏的监察制度；它注重法律运作的社会效果与道德意义，强调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形成了社会调解与法制运行相结合的社会调控体系，并注重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等等。当然，我们在这里决不是为传统法制大唱赞歌，我们要说的是，传统法制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变革而言，并不是要不要继承的问题，而是继承什么，怎样继承的问题。对此，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说得好：“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中译本序第2页。）。
三、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在研究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时，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对下列现象有些大惑不解，即“许多第三世界领导人似乎同意这种看法，不管其民族主义热情多么强烈，法律越现代化，即越符合欧洲的模式，一定越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以出现了各种矛盾的怪事：非洲和亚洲的热情建国者，在许多方面是反对西方的，却拒绝他们自己的法律传统而从进口的奢侈品中建立法律制度。”（注：参见（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然而，这种法律制度的整体移植有没有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呢？其实我们至今尚未找到相关事实证明这一点。
确实，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各国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中，法制变革也呈现出一种国际化趋势。从世界文明的共通性来看，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形式之一，其相互交流、融合与移植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都早已有之。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而言，走法律国际化之路既是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中国法制变革的需要。埃尔曼曾指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于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的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注：参见（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4页。）布鲁斯・坎格尔也指出，当一个国家处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关口，移植某些先进的制度可以“成为推动这个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催化剂。”（注：参见（加拿大）布鲁斯・坎格尔著：《时间与传统》，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7页。）我们认为，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提供的世界各国法律文明相互交融与学习的机会，移植其他国家已经形成的并为实践和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和成熟的法治经验与运作机制，移植那些带有规律性、规则性、操作性的法律及法律技巧，是有利于加快中国现代法制的建构进程的。
界各国法律体系趋向完全统一，或存在着一个评判世界各国法律体系的共同标准；它代表了世界各国的立法者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构性所产生的法权要求和应然秩序的一种普遍性认识，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人类基本道德价值和文明的共通性的相互认同，但决不是意味着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可以不顾本国国情而对他国法制模式照搬照抄。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建构并不是文字符号的简单堆积，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假设和逻辑演绎。法律制度乃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生活条件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情况和内在要求。它既是一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也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生活得以正常运作的机制条件。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法制变革必然与该国社会内部的现实生活条件紧密相联，必然以本国社会内部的物质生活条件关系的不断变化为自己最根本的和最强大的动力。因此，法律的国际化必然要以本土化为前提。
在法制变革过程中，如何调整好法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找到两者相交融的切合点，并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乃是第三世界国家所必须解决好的时代课题。就中国而言，我们首先当然要在立足于本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架构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富而成熟的法制经验，形成了相当有效的法律运作机制。这些法制经验、知识与思想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走国际化道路，将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中那些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知识与经验吸收过来，将那些有助于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因素吸纳进来，将那些反映社会进步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移植过来。这不仅对于中国的法制变革具有有益的借鉴与启迪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加快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
四、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法”社会，法律相对于道德而言处于次要的位置。建国以来，由于我们长期忽视、排斥法律功能，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和人治观念曾一度占主导地位。“文革”期间，法制更是遭到严重破坏。对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第293页。）。
我们认为，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几个环节和方面。现代化的法制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整、概念严密、程序严格、逻辑严谨，具有形式合理性；从内容上来看，能够真正反映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和充分表达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充分尊重人权、人的价值和尊严，具有价值合理性；它还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司法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定程序进行司法运作，任何干预司法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抵制和处罚。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得到法律一无例外的救济，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不枉不纵的矫治与惩罚；此外，它还要求建立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实施。任何滥用权力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权力的滥用而给社会主体造成的损害都能通过法定程序得到救济。从而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更不能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
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法制的完善固非易事，但现代法律意识的确立尤为其难。因为中国传统法制在价值取向上，一直将法律视为制服民众、实现皇权专制统治的“刑”。强调人治、强制、专制、特权、依附、集权等法律观念，这与主张法治、自由、民主、平等、独立、人权等现代法治思想是根本不同的。（注：公丕祥教授在对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进行系统深入地对比考察后，概括出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迥然相异的十一对“方式变项。”参见公丕祥主编：《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上卷），第78页。学术界现在也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尽管他们在对待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上相对而言究竟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略有分歧，但将法律视为是“帝王之具”、“御臣之术”、“制民之道”的观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梁治平先生指出：“其实，儒、法两派关于‘法’的分歧只是态度问题，而非理解问题。对法理解在它们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成问题，当然也无须提出来讨论。”参见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东汉时的王苻则对此说得特别露骨：“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垂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王苻：《潜夫论・衰制》。）而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不管它设计、制定得多么完备精致，但“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苦于需要依靠个别的人来使法律机器进行运转和对它进行操纵。”（注：（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0页。）也是事实。因此，要使现代法律制度得以良性运作，使现代法律精神得以贯彻，就要求整个社会必须树立全新的现代法律意识。它首先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员必须树立行政行为的“法无授权即非法”的基本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将各个国家机关、组织、部门及个人的权力严格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次，它要求普遍提高广大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其忠实信仰法律，愿为神圣的法律奉献一切，为实现法律的正义与公平而毫不畏惧困难和牺牲的崇高品格；再次，它要求在广大社会民众中树立起法律具有至上权威性的意识和民主、平等、权利、“法不禁止即自由”等现代法律观念，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形成自觉尊重和遵守法律的良好社会风气。
能实现的。这样，“社会上既没有普遍的平等和平等观念，则纵有最华丽的法律规定也只是一纸空文，‘先进’的民法和合同法不免徒有虚表。”参见史际春：《〈合同法〉的喜与忧》，载《法学家》，第3期。）近代中国法制变革之所以如此艰难坎坷、举步维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现代法律意识一直未能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而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这除了需要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现代法律观念的宣传、教育、灌输外，最根本的途径乃在于现代民主政治充分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和现代法律文化的趋于成熟。在于从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到普通民众等全社会都形成法律至上、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律观念和秩序，法律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得到普遍的信服与信仰、而且全社会能普遍养成一切以法律为行为指南的习惯。惟其如此，现代法律观念才能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现代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当然，中国法制现代化是极具复杂性、艰难性、渐进性的社会发展运动，其中的诸多矛盾关系远非本文所能涵概。比如除上述几大关系外，还有政治与法律、制度创新与意识形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威与自治、法律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法律调整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的法制变革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在有着独特文化传统与国情背景的中国进行的，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无论是在基本价值取向、路径选择还是在动力机制、目标模式上，均必然会呈现出与西方法制现代化不同的个性特质。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论文
生活中，你最期待什么声音?14亿多中国人的心中，有美妙的律动、奋进的足音、磅礴的力量。近日，新华社发布融媒产品《14亿多中国人的心声》，献礼全国__的盛大开幕。该部短片以共情共融的镜头艺术为笔，和时代共鸣，与人民共情，描绘了当下14亿多平凡奋斗者的生活现状，透过短片中的“人民声音”，我们读懂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读懂了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的真谛，触摸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热气升腾的时代热潮。
“我最期待的是客人进店消费的声音，就算再辛苦也不觉得累。”三年疫情攻坚战取得胜利，大街上恢复了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各大实体店迎来了久违的春天，人民生活工作的节奏步入了正轨。就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组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的数据极大地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在这组数据中，我们看到国家在持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上做下了“大文章”，也看到国家把民生关怀落在了生产、消费、就业等各个关键节点的“小细节”。人间烟火气，最是抚慰每个平凡奋斗者的心，而如何守护这弥足珍贵的“烟火气”，作为基层干部的我们，需要善作善为，选择“缩头”，便是选择了“不可为而不为”的明哲保身;选择“挺身”，便是选择了“不可为而为之”的问心无愧。面对民生和治理的“两难”问题，需在“两难”的岔路口潇洒转身，需顽强坚定地扎根在守卫奋斗的一线。
“我最期待的是家乡变美的声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国__上，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吉县余村村支书汪玉成一句“让绿水青山成为百姓幸福靠山”，砥砺了广大基层干部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家乡变美，靠的是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们脚沾泥土，勠力同心，携手擘画乡村发展蓝图的接续奋斗。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基层干部、年轻创业大学生踏上了返乡之旅，像90后人大代表徐瑶看到国家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好政策，便毅然辞职返乡种西瓜，用特色产业为乡亲们踏出了一条致富路，也为乡村振兴工作发出了年轻声音。可见，年轻干部要珍惜与乡村的可贵缘分，要珍惜基层历练的宝贵光阴，学会在“满目荆榛”上摔打磨砺以练就“铁肩膀”，在“进退维谷”前破釜沉舟以拉满“成长值”。一代接着一代，充满梦想与荣光的接力棒穿越时空，基层干部与乡村振兴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雨水打在国旗上的声音，雨再大，也应该来迎接这些战友。”这是一名老兵的庄严宣誓。中国巨轮一路航行，有太多太多的“平凡英雄”，他们坚守、奉献、奋斗，有的有名可索，有的早已无迹可寻，却自始至终贡献前行道路上的光与热，让盏盏明灯烛照巨轮航行的漫漫复兴路。作为基层干部，当自省效仿，从“榜样力量”中深植爱国热忱，自觉警惕“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看客心态，不做“逃兵”，不打退堂鼓，在家国复兴问题前勇做先锋，敢打头阵，以个人“星星之火”点燃为国效力、为民服务的“燎原之势”，做锐意开拓、守正创新的“弄潮儿”，以“越是艰难越是向前”的勇毅之姿，做推动发展、摸索前进的先行者，怀揣一以贯之的坚守擦亮初心使命，让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代代相承。
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自己所肩负的崇高使命，历练成长为具备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思维、现代化本领的“现代化干部”，勇挑重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向前。
深入学习“守正创新、根植国情”的现代化理论，做“信仰如磐心如炬”的“红旗手”。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中国国情的实际特点，又突破现有理论的框架高度，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结晶”。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思想内涵，特别要深入体会其根植本土的“泥土芬芳”，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内核”，注重把握其历经“千锤百炼”的“实践价值”，在深学细研、常思常悟中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诚“捍卫者”和现代化科学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党员干部要做到思而行之、知行合一，以实际工作为“抓手”让科学理论在基层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为进一步更新完善理论体系提供可靠依托。
不断开拓“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的现代化思维，做“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弄潮儿”。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亟待探索，还有许多未解的难题亟待化解，广大党员干部应不断增强对事物的洞察力和鉴别力，培养敏锐的视觉、听觉、嗅觉来发现潜在问题、聆听时代呼唤、捕捉重要机遇，敢于面对新局面、接受新事物，并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胜，党员干部要以改革破题、创新开路，顺应时代大势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以思想破冰引领实践突破，以新路径、新技术、新理念攻坚克难。但创新的同时也要守住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和魂”，始终不忘中国式现代的“总基调”和“主旋律”，让“创新之花”有条有序地绽放。
持续练就“居安思危、敢于斗争”的现代化本领，做“跋山涉水渡险关”的“排头兵”。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风险与挑战并存，危机与机遇同在。广大党员干部奋战在伟大事业的一线，必须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清醒与警觉提早谋划，提前防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凡事三思而后行。万丈高楼不会平地而起，中国式现代化的事业也不会一蹴而就，党员干部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筑牢“基础”，打好“堤坝”，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前行过程中遇到急流暗涌，党员干部应当不推诿、不逃避、不畏缩，发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勇开“顶风船”，愿挑“千钧担”，做一名任劳任怨的“搬山工”，牢牢把责任使命扛在肩膀上、刻在骨子里、落在行动上，在担当奉献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巨轮行稳致远。
浅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论文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社会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启蒙思想家借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武器勾勒出人类发展的美好蓝图。同时，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现代化的开端，学者唐晓峰总结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时指出“资本的登场和运行，是现代性造就的总根源。”[1]启蒙的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改造，会为人类带来繁荣、平等、发展以及美好的未来。然而，启蒙的理想家却未曾想到资本主义的现代进程并没有预想的那般美好，相反，理性化带来的经济的、政治的、竞争性、战争危险等非理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更深重的奴役。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开始对空间问题思考正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回应，西方文艺批评界“空间转向”潮流、“空间批评”的兴起正是这种生存境遇的回应，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最新的批判、质疑和反思。
一、现代性的兴起。
以上一些论述显示出“现代性”的双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中世纪相区别的社会时间阶段。现代性经历过最初的萌发、稳定的过程和迸发的突显，此为时间气质的现代性思想。其次，作为“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或者说现代化的改变（改造）。这种不同并非是在突然之间的转变，戴维・哈维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反过来一样是可行的――破坏性的创造，在这个资本主义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巨大的改造力量中，我们看到得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一种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展示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具体看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政治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确立正是一种政治概念的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国家讲求的是秩序而非上帝的法则，人是自由的，而非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即是一种制度的现代性。第二，经济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强调的是生产和市场的自由发展，工业经济、商品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封建的自足经济和庄园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的大都市在形成。第三，启蒙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性规划，通过科学的观念、合理的形式、理性的思维去发展、追求一种人类的解放。“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为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6]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观念，一切事物和理念都必须受到它的审判。第四，人的现代性的体验。在现代的历史社会中，人类既作为主体进行着现代性的规划，同时，又是作为客体接受现代性所带来的全部经验，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内在世界的体验来解释这个世界，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作为文化表征的现代主义。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种物质实践的过程，现代性不可避免同时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将时间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外，“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7]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空间实践，都市成为现代性的标志。
二、现代化都市和空间实践。
现代性问题与空间性的问题联系密切，造成断裂不仅是表现在时间方面，空间的分离更是其显著的标志。都市的现代化或者说城市化主导了空间的裂变，“1848年之后，现代主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都市现象”，[8]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的过程不在只是单一的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并且，“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9]都市建设和管理成为现代经济规划的主要形式，城市空间本身按照资本的志趣和生产逻辑而创造出来的现实，也是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的必然结果。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不断变换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矛盾的改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空间实践过程中，“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ofspace）、对可以互相交换之片段（fragments）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10]资本主义要求对空间“巨大”化的追求空间的生产以及资本在空间中利用、收益的最优化，这种整体上的要求却是与单体个人对空间诉求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并且，随着空间实践过程的加快这种矛盾也会愈演愈烈更加尖锐。
理解这一过程最需要我们抓住的的是空间的改变对处于空间内的各种关系的影响，空间生产这一实践过程对人类生存境遇和文化语言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在现代性与空间问题的关联中，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空间生产方式以及灵活转换的积累，西方当代知识分子以空间为重要平台张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犯和反思，继承着自由人类的理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展开丰富性的思考。其中，正是对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延续。
三、空间批评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
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现代性的体验，对社会历史、文化生活、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空间生产（按资本的逻辑）塑造出不同的城市面貌，对都市大众的内心体验和情感体验产生着深刻的冲击和影响。此时的语境中，时间的表达显然已经不能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话语理论，人们在全新时空体系中寻找生存的表达话语，空间批评成为人们对自我生存体验的最新解读。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空间转向”成为当代只是分子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思想家带着不同的规划以空间联系在一起，“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之上”，[11]对空间的这种关注，已经在很多方面和多种角度地进入了文学研究，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跨学科互动。“空间转向”和文艺批评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文艺理论中空间问题得以重新把握。文学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从空间的角度注视文学成，同时，文学的空间批评本身也是空间理论中最具美学意义的表达。通过对空间的关注表现为对空间性的思考以及文本的空间批评，文学“揭示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出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内在关联”[12]西方学术界这种空间理论和文学批评相互交融的情景不仅有助于上述两个方面理论的展开、交互和建构。
在当代空间的理论视野下，政治、消费、民族、阶级、国家、性别、意识形态等在空间实践中都扮演了不同但是重要的角色，文艺实践的过程与这种异质性的场所交汇，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承载着人类关注自我生存、参与改造世界的理想。从空间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理论平台注视文学与文化成为当代人类关注自身的理论方式，人们在诗人的心灵之中也进行着空间形态的文学体验。文学艺术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文艺实践和空间实践是同步一体的，并且，这两种表征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批评形态都在实践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文学的体验空间以展开对深层资本城市化进程的描述使空间实践和文学表达辩证统一，方能全方位、深层次理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资本的空间生产带来了城市化的问题，同时，空间则作为一个整体而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中，“创造性的破坏”成为都市空间生产的标志，空g由此成为人类生存境遇中一个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空间转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并且，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之后迅速成为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反思社会的尖锐武器。文艺批评也正是在于“空间”问题的交互融合中形成新的批评理念，同时，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唐晓峰.巴黎城记・序言：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m].（美）戴维・哈维著，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4]（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364、365.
[3]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93.
[5]、[6]、[7]、[8]（美）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0、255、38.
[9]、[10]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49、51.
[11]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主编，文化理论精粹读本[c].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37、136.
[12]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中国式现代化论文题目一等奖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开局之年的“关键一课”，广大党员干部当从中汲取思想伟力、精神动力，执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新答卷”，在迈上新征程的道路上奋力铺展开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
厚植初心使命“鲜明本色”，执“为民之笔”奋力书写“共同富裕”的民生答卷。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百年来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以举国之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脱贫攻坚事业，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书写好“共同富裕”的民生答卷，要瞄准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坚持“民生”跟着“民声”走，将平日工作的“辛苦指数”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指数”;要激活共同富裕的“发展引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凝聚共同富裕的“奋斗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心聚力、砥砺奋斗，走好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之路。
厚植文化振兴“鲜明成色”，执“奋进之笔”奋力书写“协调发展”的文明答卷。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富口袋”与“富脑袋”同等重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注重物的全面丰富，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既涉及物质的富足，也强调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书写好“协调发展”的文明答卷，在夯实现代化物质条件，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要注重补齐“精神食粮”，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铸魂的基础性工程，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注重挖掘“内在联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要注重推进“同频共振”，汇聚“同心同向”的强大力量，全力构筑精神文明新高地。
厚植美丽中国“鲜明底色”，执“发展之笔”奋力书写“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探索走出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新路，达到和谐共生状态。在新征程的奋进过程中，书写好“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要致力于绿色低碳全面化，严守绿色发展“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致力于污染防治多样化，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致力于治理水平现代化，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协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农村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性选择
内容提要：法制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党的十一届三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承袭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轨迹。这就是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目标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协调性。认识这些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学习外国，又不照搬西方。这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既将走下去的路。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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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中国
20世纪是东西文化碰撞、冲突和交汇的时代。21世纪将是世界上各种文化碰撞、冲突和交汇的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将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文化也必将融入这一世界化的文化发展浪潮中，并向世界全面展示自己的风采，同时，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旗帜，将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动力。21世纪已经到来，构建既适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又适应中国现代化要求的中华文化体系，是我们今天首要的也是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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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心得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共同富裕，一头连着中华民族的“大梦想”，一头连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小梦想”。奋斗铸就辉煌，实干赢得未来，党员干部，要把“__时间”当做答卷的新节点，深入领会，化理解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实践行动，以实干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答好共同富裕的“__答卷”。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下好“先手棋”。全国__，以民主聚共识，以共识凝力量，吹响了“追梦号角”。党员干部，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洞见，谋篇布局、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要心往一处想，从形势发展变化中发现问题苗头、预见发展走向、把握工作重心，从困难和挑战中找准破题思路和解题关键，打好主动仗。要劲往一处使，以一致步调、顽强意志、坚决行动把“全国__精神”和各项工作部署转化为履职尽责、团结奋进“追梦”行动，织密共同富裕的“兜底”体系，创新共同富裕的“带动”机制，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推进“施工图”。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党员干部，是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主体力量，要牢牢把握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等中心任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推进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落地。要以实干开路、用实绩说话，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摸透基层情况，办实办好群众“急难愁盼”事，跑出为民办事“加速度”。要靠实干立身、凭实干破题，勇于开拓创新，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创新，把工作痛点堵点变成创新亮点，以创造性工作让共同富裕的“施工图”落到实处。
一路逐梦，勇毅前行，共圆“同心梦”。政府工作报告一组组数据的背后，就是一个个催人奋进的追梦故事。点点星火，汇聚成炬，每一份为实现共同富裕进行的努力，都是把__“新蓝图”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施工图”的力量。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中，党员干部，既是共同富裕的追梦者，又是圆梦人。要坚定“长风破浪会有时”的信念，将小我融入大我，在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在热火朝天的项目工地，在机器轰鸣的企业车间……充分迸发个人能量，让人生理想同党和人民事业同频共振，努力让百姓的“钱袋子”更鼓，在谱写“__答卷”中实现自我价值。
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中国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为荣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和精神支柱。虽然近代的中国落伍了，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的转换和发展，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就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我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讲指我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指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瞬时间的巨大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德鲁克认为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更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是当今现代化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是一种推动生产力的强大要素，它是一种来自文化的力量，也叫文化力，是一个企业的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即企魂。要研究中国企业的管理就必须先研究中国企业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企业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至今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企业文化置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中。
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它涵盖了丰富的具有规矩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是现代企业文化形成的深厚基础，而且能够与市场经济相融。中国是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并初步建立起以仁爱、贵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体系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人本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重建。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汲取精华，弃其糟粕，为现代化企业管理重建属于本民族、同时代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为我所用，是当务之急。
二、中国传统文化包涵于企业人才管理中。
现代企业人才管理，即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我们现在所说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指将人力作为企业资源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是对通过招聘、甄选、培训、报酬等管理形式对组织内外相关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运用，满足组织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需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员工的潜能，为企业创造价值，保证组织目标实现与成员发展的最大化。人才规划一定要从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才会具有预见性，它是一种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即不要过犹不及，做事看待问题的观点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冒犯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强调了规划策略的重要性，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预测、运筹。有备无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事无备则废。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如三国时代的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这些古代的传统思想对当今人才规划中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强调规划的重要，对现代人才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于人才招聘中。
人才规划是使企业稳定的`拥有一定质量的和必要数量的人力，以实现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该目标而拟订的一套措施，从而求得人员需求量和人员拥有量之间在企业未来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匹配。人才规划是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决策，中国古代关于人才规划的思想。人才招聘是按照企业经营战略规划的要求把优秀、合适的人招聘进企业，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现代的人才招聘相当于古代的识人和用人，要通过各种方法选拔出适合岗位的人才，充分发挥其潜力。古代的识人之道通过观察、分析和实验验证等方面选拔，即现代人力招聘中的面试。内心所积蓄的，往往表现在面色上，即使想掩盖，内心也不能完全顺从。
四、企业文化建设要强调法制精神。
依法治国、依法治企是人类文明标志的体现，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必须依法治企并加强制度化建设，追求科学管理，它必然要求企业从习惯的人治向现代的科学的法治转变，并将人治与法治二者关系处理好。
以人为本，铸造和谐，诚信为基，创新为魂，打造特色，彰显个性，积极引导，逐步推进这将是我国未来企业管理工作者沿着方向，也是工作的根本出路，只有这样，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者，管理者在践实力行的基础上，定能将我国企业做大、做优、做强。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对教育的重视如时光不曾间断，而且越发厚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教育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现代化教育的强大基础;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人力才资源是第一位的;教育强国是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局的重要战略，加快现代化教育建设，我们正在路上。
多角度丰富现代化教育内容，实现内容上的更高水平。教育现代化是教育高水平的发展状态，是对传统教育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体系制度等全方位的转变进化。发展教育事业，党的全面领导地位是根本的，要牢牢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更要切实抓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把握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系好青少年思想上的“第一颗扣子”。注重以德为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弘扬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树立典型、宣传榜样，传递正能量，实现教育全面发展。
多领域健全现代化教育体系，实现体系上的更高层次。教育工作覆盖面广，是关系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民生大业。无论是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的总体目标;还是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都是教育整体的提升，是各条教育战线和广泛受教育群体共同进步。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让学习强国理念深入人心;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公平的教育落到实处;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让孩子们腾飞的羽翼更丰满;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凸显育人本质;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多举措优化现代化教育队伍，实现队伍上的更高质量。优秀的教师队伍建设是现代化教育的基础。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优质增量，分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学校，抓好青少年教育，打造更多优质中小学(幼儿园)，抓好适宜“娃娃”健康成长的优质教育;提档升级存量，持续推动高等学校转型发展，以更大的资金投入和政策鼓励，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努力培养更多高精尖创新型人才。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将立德为先贯彻到教师培养与准入中，选拔真正热爱教育事业、奉献教育事业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教师更有获得感，教育事业更有幸福感，激发教育工作者更强使命感。
多方位深化现代化教育开放，实现开放上的更高程度。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从“没学上”到“有学上”再到“上好学”;从凤毛麟角到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迈向普及化，改革红利坚定了我们在开放中发展教育的.决心和信心。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扩大中外教育“朋友圈”“合作圈”，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找准中外文化的契合点，汲取各国教育精华，培育更多顺应时代大势、世界需要的全能型人才。优化出国留学服务，拓展人文交流领域，构建更加紧密的教育共同体，让中国教育更世界化，让世界教育更添中国色彩。
新时代，兴教育。教育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推动全体中国人民奔向美好未来的中坚事业。现在，现代化教育的蓝图正徐徐铺开，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发扬“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责任与担当，“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与坚持，让花朵更鲜艳、让更兴旺、中国更强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和指示精神，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信念密码”“奋进密码”“民心密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蹄疾步稳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读懂“许党报国、矢志不渝”的忠诚之道，解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密码”。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回顾百年__，从呕心沥血传播真理的《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模范夏明瀚，再到战功显赫却60余载深藏功名的战斗英雄张富清，对党忠诚是他们永葆一生的政治本色。我们党一路走来，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党员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读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奋斗之道，解锁“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奋进密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回望百年__，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得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为延长石油厂题词“埋头苦干”，为党的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激励了全党和边区人民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夺取胜利。通过苦干实干，共产党人一路“大步流星”“风雨兼程”，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员干部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勇于“当主攻”、敢于“登险峰”、善于“破难关”，积极主动勇往直前、奋发图强，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担当，不负韶华、披荆斩棘的气魄，夺下一个个“腊子口”、攻下一个个“娄山关”，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早日变成现实。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读懂“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为民之道，解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心密码”。“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我们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回望百年征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东方奇迹”，就是因为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民心为大、民生为重、民苦为忧，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明白“我是谁”、弄清“为了谁”、弄懂“依靠谁”，主动走进群众、深入基层，真心实意与群众拉家常、交朋友，说真话、见实情，始终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办，真正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